領袖思維

印刷術發明後,抄寫員都失業了 ——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談創新的代價

當古騰堡發明印刷術,一整個行業的抄寫員瞬間失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el Mokyr 與 Philippe Aghion 在 Nobel Minds 座談會上,深入探討「創造性破壞」理論:為什麼每一項重大發明都有輸家?歐洲創新為何落後美中?福利國家如何讓社會更願意接受改變?

來源: Nobel Minds 2025

本文整理自 Nobel Minds 2025 座談會,2024 年 12 月於斯德哥爾摩皇家宮殿錄製。


15 世紀中葉,古騰堡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發明之一,讓知識得以大規模傳播,為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鋪路。

但有一群人的人生因此毀了:抄寫員。

在印刷術出現之前,歐洲有一整個行業的人靠手工抄寫書籍維生。修道院裡的僧侶、城市裡的專業抄寫員,他們花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一筆一畫地複製每一本書。印刷術一出現,這些人的技能瞬間變得毫無價值。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el Mokyr 在斯德哥爾摩的座談會上,用這個例子來說明一個殘酷的事實:幾乎每一項重大發明,都會讓某些人成為輸家。

什麼是創造性破壞?

「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這個詞是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發明的。另一位今年得主 Philippe Aghion 和 Peter Howitt 把這個概念發展成一套完整的經濟成長理論。

核心想法是這樣的:長期的經濟成長來自於一代又一代的創新。新的創新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開發出更好的產品或方法,取代舊的技術。這個過程創造了巨大的價值,但也摧毀了舊有的產業和工作。

創新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由追求利潤的企業家和研究者推動的。當你發明了更好的產品,你可以獲得一段時間的壟斷利潤——這是驅動創新的動力。但這裡有一個矛盾:昨天的創新者,今天可能變成阻礙創新的守舊派。

Aghion 解釋:「一方面,你需要創新帶來的利潤來激勵創新活動。但另一方面,昨天的創新者會想盡辦法保護自己,阻止下一代創新者把自己淘汰掉。」管理市場經濟的核心挑戰,就是處理這個矛盾。

成長的贏家與輸家

物理學獎得主 Fred Ramsdell 在座談會上提出了一個直覺反應:我們看到成長讓極少數人變得超級富有,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Mokyr 承認這個觀察是對的,但他也指出:「社會底層的人,比一百年前、更不用說一千年前,過得好太多了。」絕對生活水準在上升,但相對差距在擴大。

這不只是一個統計問題。Aghion 認為,如果成長不具包容性,結果就是民粹主義。「你知道為什麼法國可能在 18 個月內讓極右派執政嗎?因為很多人覺得自己被排除在成長之外。」

這是一個警告。創新帶來的好處如果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多數人會反撲。而反撲的方式往往是選出反對創新、反對開放的政治人物,最終傷害的是整體社會。

Mokyr 提出了一個歷史的觀察:福利國家的存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當創新讓某些人失業,社會安全網可以讓輸家不至於跌入谷底,讓他們更願意接受改變。

「如果你知道被淘汰之後還有安全網接住你,你就比較不會拼命抵抗改變。」這是讓創造性破壞能夠持續運作的社會基礎。

歐洲為什麼創新落後了?

座談會上有一位瑞典學生問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從印刷術到蒸汽機,歐洲曾經是創新的中心。但現在,歐洲似乎落後於美國和中國。問題出在哪裡?

Aghion 給了三個診斷。

第一,歐洲沒有真正的單一市場。名義上有歐盟,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法規,所謂的「gold-plating」——在歐盟法規之上再加自己的要求。當你創新的時候,你需要市場來回收投資。美國有三億人口的統一市場,中國有十四億。歐洲呢?碎片化成幾十個不同的市場。

第二,歐洲缺乏冒險資本的生態系統。創新需要容許失敗。Aghion 說,美國有一種文化是「鼓勵短期失敗,追求長期成功」。你失敗了,沒關係,從失敗中學習,再試一次。但在法國,他說,文化傾向於懲罰短期失敗。這讓人不敢冒險。

第三,歐洲沒有像 DARPA(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那樣的機構。DARPA 的模式是「競爭式的產業政策」——設定雄心勃勃的目標,讓不同團隊競爭,用大量資金支持高風險研究。網際網路、GPS、自動駕駛技術,很多今天習以為常的東西,最初都來自 DARPA 資助的研究。

Aghion 的結論很直接:「歐洲是法規巨人,預算侏儒。」法規堆得很高,但真正投入創新的錢太少。

我們可以預測創新嗎?

Ramsdell 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你們說創新會帶來破壞性改變,那能預測什麼時候、在哪裡會發生嗎?

Aghion 的回答是:無法精確預測,但可以創造有利於破壞性創新發生的條件。這就回到了前面說的——單一市場、風險資本、願意容許失敗的文化、支持基礎研究的資金。

有了這些條件,創新更可能發生。但具體會是什麼創新、誰會做出來、什麼時候會發生,沒有人能預測。這也是為什麼政府不應該試圖「選贏家」——指定哪些公司或技術應該獲得支持。更好的做法是創造環境,讓各種可能性都有機會被探索。

「好日子」並不好

Mokyr 說了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好日子或許是過去的日子,但它們並不好。」

他研究經濟史,知道人類在大部分歷史中過著怎樣的生活:飢餓、疾病、早夭。如果把人類歷史比喻成 12 小時的時鐘,真正的經濟成長開始於最後 5 分鐘。在那之前的 11 小時 55 分鐘,絕大多數人都活在我們今天無法想像的貧困中。

創造性破壞帶來了不安、帶來了輸家、帶來了貧富差距。但它也帶來了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一切:充足的食物、有效的醫療、溫暖的住所、流通的知識。

這不是說我們應該無視輸家的處境。恰恰相反,Mokyr 和 Aghion 都強調,讓成長更具包容性是維持創新能夠持續的關鍵。但解決方案不是阻止創新,而是確保創新的果實能夠更廣泛地分享。

座談會結束前,Mokyr 說他和 Aghion 正在合寫一本書,要「徹底埋葬那些認為所有好果子都已經被摘光了的悲觀主義者」。聽完今年其他得主描述的突破——能捕捉 CO2 的分子結構、能治療自體免疫疾病的細胞療法、能打造量子電腦的物理發現——他說他更有信心了。

「誰能說重要的發明都已經被發明出來了?我們根本還沒開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