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antir 的「道德灰色地帶」——當 AI 遇上國家機器

本文整理自 Palantir CEO Alex Karp 在紐約時報 DealBook 峰會的訪談（2024 年 12 月）。 原始影片：YouTube

「你越想讓移民執法合乎憲法、越想讓它精準，你就越需要我的產品。」

這句話出自 Palantir 執行長 Alex Karp，在紐約時報 DealBook 峰會上。主持人正在追問 Palantir 與美國移民執法局（ICE）的合作是否「合乎憲法」，Karp 的回應卻把問題翻了過來。

這就是 Palantir 最讓人不安的地方：它的存在讓你很難用簡單的「對」或「錯」來評判。

Palantir 是什麼公司？

先說背景。Palantir 成立於 2003 年，創辦人包括 Peter Thiel（PayPal 共同創辦人、知名川普支持者）和 Alex Karp。公司名稱來自《魔戒》裡的「真知晶球」（palantír）——一種可以遠距離窺視的魔法石。

這個名字取得很貼切。Palantir 的核心業務就是幫助政府和企業「看見」他們原本看不見的東西。它的軟體可以整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海量資料——監控攝影機、社群媒體、金融紀錄、通訊記錄——然後找出其中的模式和關聯。

早期客戶主要是情報機構。據報導，Palantir 的軟體在獵殺賓拉登的行動中扮演了角色。後來業務擴展到軍方、執法單位，以及商業客戶。

今天，Palantir 市值超過 1,700 億美元，擠進全球最有價值公司的前 30 名。客戶名單很精彩：美國國防部、CIA、FBI、ICE，還有以色列國防軍和摩薩德。

也正是這份客戶名單，讓 Palantir 成為矽谷最具爭議的公司之一。

ICE 合約：技術中立還是政治站隊？

Palantir 與 ICE 的合作從 2014 年就開始了，但在川普時代變得特別敏感。川普政府的「零容忍」移民政策導致了大規模的家庭分離，而 Palantir 的軟體正是 ICE 用來追蹤和逮捕非法移民的關鍵工具之一。

這引發了一連串問題：

Palantir 是否該為 ICE 的執法方式負責？一家提供「資料分析工具」的公司，是否等同於「參與」了執法行動？如果工具本身是中性的，那責任應該由誰來承擔？

Karp 在訪談中的立場很明確：Palantir 的工具讓執法更精準、更合乎憲法，這是好事，不是壞事。

「你需要知道東西在哪裡、怎麼移動、在什麼條件下、屬於誰。」他說。「如果你想讓執法合乎憲法，你就需要這種精準度。」

這個論點有一定道理。盲目的大規模掃蕩確實比精準的定向執法更容易侵犯人權。如果 Palantir 的工具能幫助 ICE「只抓該抓的人」，理論上應該減少誤傷。

但批評者不買帳。他們認為，問題不在於執法是否「精準」，而在於這些執法行動本身是否正當。如果政策本身有問題，那幫助它「更有效率地執行」只會讓問題更嚴重。

這就是「技術中立」論述的困境：工具本身可能是中性的，但工具的使用脈絡不是。

前員工的公開信 vs. Karp 的回應

2024 年，13 位 Palantir 前員工聯名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指控「Palantir 的領導層已經背棄了公司創立時的理想」。

Sorkin 在訪談中問到這封信，Karp 的回應很乾脆：

「我們有 5,000 名前員工，4,000 名現職員工。你找到了 13 個人。」

「而且我們鼓勵不同意見的文化。任何人都可以來看看，你會發現至少有一半的人在任何議題上都不同意我。」

這個回應很 Karp——用數字稀釋問題的嚴重性，同時把公司塑造成「包容異見」的地方。

但這沒有回答核心問題：這 13 個人提出的質疑有沒有道理？Palantir 是否確實偏離了某些創立時的原則？

有趣的是，Karp 在同一場訪談中也承認了一些事情。他說 Palantir 是「軍工複合體的一部分」，說公司的使命就是讓美國和盟友「相對於對手擁有優越地位」。這些話在十年前的矽谷是不可能說出口的。

某種程度上，Karp 不是在「背叛」Palantir 的理想，而是把一直存在但不願明說的東西說出來了。

AI 時代的「國防承包商」該怎麼看？

Palantir 的爭議，其實是一個更大問題的縮影：AI 公司應該如何與政府合作？

傳統的國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馬丁、雷神、波音——大家已經習慣了。它們造戰鬥機、造飛彈、造軍艦，這些業務的「道德灰色地帶」早已被社會消化。

但 AI 公司不一樣。它們的產品是「軟體」和「演算法」，看起來沒有武器那麼暴力，但影響可能更深遠。臉部辨識可以用來抓逃犯，也可以用來監控異議人士。預測分析可以用來防止恐怖攻擊，也可以用來做種族歸納。

Palantir 的尷尬在於：它太大、太成功，已經無法假裝自己只是一家「中性的科技公司」。但它又不像傳統軍火商那樣有明確的產品線可以評判。它賣的是「能力」，而這種能力可以被用在任何地方。

Karp 在訪談中引用了杭廷頓的觀點：「西方的興起不是因為理念的優越，而是因為運用有組織暴力的優越。」

這話聽起來很冷血，但它點出了一個現實：如果你相信某些價值觀值得捍衛，你就需要有能力捍衛它們。而在 2024 年，這種能力越來越依賴 AI 和資料分析。

問題是：誰來決定這些工具被用在「對的地方」？

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

這篇文章沒有結論。

Palantir 的故事沒有簡單的道德判斷。你可以說它幫助政府維護國家安全。你也可以說它讓威權主義的工具變得更強大。兩者可能同時為真。

Karp 自己說得很清楚：「我們站在勞動階級美國人那邊。我們支持參軍的人。我們的 AI 讓工人更有價值。」這是他的敘事。

但 13 位前員工也有他們的敘事：「領導層已經背棄了創立時的理想。」

在 AI 時代，這種張力只會越來越大。每一家有能力的 AI 公司，遲早都要面對這個問題：你的技術會被誰使用？用來做什麼？你能接受嗎？

Palantir 選擇了它的答案。其他公司也會選擇它們的。

而作為使用者、公民、投資人，我們也在做選擇——即使我們沒有意識到。

如果你是 AI 新創的創辦人，你會接政府的國防或執法合約嗎？紅線在哪？這題沒有標準答案，但遲早要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