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 Dalio 的大週期視角：五大力量如何重塑未來五年

本文整理自 Ray Dalio 在牛津辯論社的訪談。

「我現在看到的一切，就像在看一部我已經看過很多次的電影。」

Ray Dalio 站在牛津辯論社的講台上，對著一群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說出這句話。他今年 75 歲，管理過世界最大的避險基金，研究過去 500 年帝國興衰的歷史。當他說「未來五年將像時光隧道一樣」，把我們帶入一個截然不同的現實時，這不是預言家的危言聳聽，而是一個老練投資者的冷靜觀察。

這場訪談的時間點很關鍵。Dalio 剛出版新書《國家如何破產》（How Countries Go Broke），而他在訪談中提出的「五大力量」框架，幾乎可以解釋你在新聞上看到的所有重大事件：美國 38 兆美元的國債、歐洲的政治動盪、中美科技戰、AI 革命，甚至英國五年換四任首相。這些看似獨立的事件，在 Dalio 的框架下，都是同一部歷史劇本的不同章節。

五大力量：歷史的永恆引擎

Dalio 花了七年時間研究過去 500 年主要帝國的興衰，從荷蘭到英國到美國，他發現同樣的模式反覆出現。推動這些週期的，是五個相互作用的力量。

第一個力量是債務與貨幣週期。這是最容易量化、也最具預測性的力量。當一個國家借錢越來越多，債務利息開始擠壓其他支出，最終不得不在三個痛苦的選項中做選擇：加稅、減支、或印更多錢。沒有國家能逃脫這個鐵律，差別只在於他們選擇哪種方式承受痛苦。美國目前的國債是 38 兆美元，而且還在增加。Dalio 直言：這個軌跡是不可持續的。

第二個力量是內部秩序與失序。資本主義天然會創造財富差距。這不是意識形態判斷，而是機制觀察：那些有能力賺錢的人會賺越來越多，財富會集中，而這種集中會創造社會裂痕。當裂痕夠大，就會出現左右兩極的民粹主義，民主制度開始受到威脅。柏拉圖在《理想國》裡就描述過這個動態，兩千多年後它依然精準。

第三個力量是國際秩序的變遷。1945 年二戰結束後建立的多邊體系——聯合國、世界銀行、世貿組織、國際法院——正在瓦解。我們正從一個基於規則的多邊世界，轉向一個基於實力的單邊世界。誰強誰說了算，誰弱誰就得接受。這不是道德判斷，這是歷史觀察。

第四個力量是自然災害。貫穿歷史，乾旱、洪水、瘟疫殺死的人比戰爭還多，推翻的政權也比戰爭還多。氣候變遷正在讓這個力量變得更不可預測，而我們對它的控制力幾乎是零。

第五個力量是技術革命。人類的創造力是唯一可以打破週期宿命的因素。印刷術、蒸汽機、電力、網路——每一次技術革命都重新洗牌，創造新的贏家和輸家。AI 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技術革命，它的規模和速度都超過以往任何一次。

這五個力量並非獨立運作，而是相互增強或抵消。Dalio 認為，我們正處於這五個力量同時加速的罕見時刻，這就是為什麼未來五年會如此劇烈。

債務：帝國不是被打敗的，是破產的

在五大力量中，Dalio 花最多時間解釋債務週期，因為這是他最專業的領域，也是目前最迫切的危機。

他的核心論點可以濃縮成一句話：貨幣就是債務，債務就是貨幣。當你持有美元、英鎊或任何法定貨幣時，你持有的其實是某個政府的債務承諾。當政府印更多錢來還債時，你手上的錢就貶值了。這不是陰謀論，這是會計恆等式。

目前的情況是這樣的：美國政府每年的赤字約佔 GDP 的 7-8%，這意味著債務增長的速度遠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債務越多，利息支出就越高，利息支出越高，就需要借更多錢來支付利息。這是一個自我強化的螺旋。

Dalio 提出一個驚人的數字：目前財富對貨幣的比率大約是 850%。這意味著如果所有人同時想把財富換成現金，貨幣根本不夠用。財富——股票、房地產、創業公司的估值——是基於某種假設的價值，但這個價值只有在你能把它換成錢的時候才是真的。當這個 850% 的泡沫開始縮小時，會發生什麼事？

更複雜的是，債務不只是經濟問題，還是地緣政治武器。中國是美國的主要債權國之一，持有大量美國國債。如果中美關係惡化——考慮到目前的軌跡，這不是假設——中國可能會開始拋售美債，或至少不再購買新的。Dalio 注意到，各國央行已經開始這麼做了，他們正在把部分外匯儲備從美元轉向黃金。黃金現在是央行持有的第二大儲備資產，僅次於美元。

為什麼是黃金？因為黃金不是任何人的負債，不能被制裁，不能被凍結，不能被印出來。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對立的世界，這種古老的價值儲存工具正在回歸。

最大的威脅不是中國，是我們自己

訪談中有一個轉折點特別值得注意。主持人問 Dalio，美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什麼——是中國嗎？是債務嗎？

Dalio 的回答出乎意料：是美國人自己打自己。

他的邏輯是這樣的：無論外部威脅多麼嚴峻，一個團結的國家都能應對。但當內部分裂到無法達成共識、無法做出必要的艱難決定時，任何問題都會變得無解。目前美國的政治極化程度，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分歧」的邊緣。左派和右派不只是政策意見不同，而是對事實本身、對什麼是真相、對什麼是公平都有根本性的分歧。

Dalio 引用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數據：美國有 60% 的人口閱讀能力低於六年級水準。這不是智力問題，而是系統性的教育失敗。當大部分人口無法理解複雜問題、無法分辨真假資訊時，民主如何運作？民粹主義如何不崛起？

他特別強調，這種極化不是社群媒體造成的——社群媒體只是放大器。根本原因是真實的經濟差距和機會不平等。他舉了一個親身例子：他太太在康乃狄克州做教育公益，這個州的平均收入是全美最高之一，但有 22% 的高中生輟學或嚴重曠課，他們住的社區有幫派、毒品、槍擊。「如果我的孩子必須在那種環境下長大，」Dalio 說，「我也會成為革命份子。」

這種理解很重要。Dalio 不是在道德說教，而是在描述機制：極端的不平等會產生極端的政治反應，這是物理定律般的必然。

解方：強壯的中間派

如果問題這麼嚴重，解方是什麼？

Dalio 的答案聽起來幾乎天真：我們需要一個「強壯的中間派」（strong middle），需要兩黨合作，需要成立超黨派委員會來處理財政問題。他甚至給出了具體數字：如果能夠全面加稅 4%，同時全面減支 4%，加上因此節省的利息支出，美國的赤字可以降到 GDP 的 3%——這是一個可持續的水準。

但他也立刻承認：他不認為這會發生。

這種悲觀的清醒，也許是 Dalio 最令人不安的特質。他看得到問題，看得到解方，也看得到解方不會被採用。他研究過太多歷史案例，知道人類集體行為的慣性有多大。國家通常不會主動改革，而是被危機逼到牆角才改變——而那時候的改變往往是痛苦的、混亂的、不受控制的。

所以他對這群牛津學生的建議，其實是在這個宏觀背景下說的：理解現實如何運作，建立你自己的原則，保持開放心態，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比你知道的重要得多。這不是勵志雞湯，而是在一個可能劇烈動盪的世界裡的生存指南。

技術革命：一切相同，只是更快更大

Dalio 對 AI 的看法，可能會讓科技樂觀主義者失望。

他並不否認 AI 的革命性。相反，他認為 AI 是人類發明史上最重大的突破之一——思考本身的自動化。他自己從 1956 年 AI 概念誕生以來就一直在這個領域工作，早期就開始用演算法輔助投資決策。他對 AI 的實際效用有第一手經驗。

但他的框架是這樣的：AI 是工業革命的延續，只是「更快、更大」。歷史上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有相同的模式——創造巨大財富，同時創造巨大不平等；推動繁榮，同時醞釀泡沫。想想 1920 年代末的美國：無線電、汽車、電氣化帶來的經濟奇蹟，然後是 1929 年的大崩盤和大蕭條。

Dalio 的警告是：我們可能正處於類似的位置。AI 創造的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這加劇了已經很嚴重的不平等。AI 公司的估值飆升，這增加了已經很龐大的資產泡沫。AI 取代的工作崗位，這惡化了已經很緊張的社會情緒。

他的建議是把 AI 當作「夥伴」而不是「答案機器」。不要盲目地問 AI「我該怎麼辦」然後照做，而是用 AI 來增強你自己的思考和決策能力。未來屬於「聰明人 + 聰明 AI + 程式專家」的組合，而不是被 AI 取代或完全依賴 AI 的人。

這是一個務實的中間路線：既不是 AI 末日論，也不是 AI 烏托邦，而是承認 AI 是強大工具，同時警惕它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三件事

訪談接近尾聲時，Dalio 把他對這個世界的理解濃縮成三件國家（或個人）必須做的事：

第一，好好教育年輕人。 不只是知識和技能，還包括如何與人相處、如何文明地辯論、如何處理分歧。如果一個社會培養出來的人既有能力又有教養，這個社會就有基礎解決任何問題。

第二，收入要大於支出，資產要大於負債。 這是個人財務的基本功，也是國家財政的鐵律。違反這條規則的人或國家，最終都會付出代價。給年輕人的具體建議：從現在開始，慢慢累積財務安全墊，讓自己有能力度過風暴。

第三，不要打仗。 不管是內戰還是外戰，戰爭的代價永遠比想像的高。歷史上的大國衰落，很多都是因為戰爭消耗了資源、撕裂了社會、毀掉了制度。避免戰爭不是軟弱，而是智慧。

這三條聽起來簡單到近乎老生常談，但 Dalio 的意思是：正因為它們簡單，所以沒有藉口做不到。如果一個國家連這三條都做不到，談什麼復興、什麼競爭力、什麼偉大，都是空話。

站在牛津辯論社的講台上，面對一群即將進入「人生第二階段」的年輕人，這位 75 歲的投資者傳遞的訊息既清醒又沉重：你們即將面對的世界，正在經歷歷史性的轉折。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週期。理解它、準備好、然後穿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