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如何破產:Ray Dalio 解析債務危機的機制
Ray Dalio 在牛津辯論社解釋國家債務危機的運作機制。他指出貨幣就是債務、債務就是貨幣,而目前財富對貨幣的比率高達 850%。當政府面臨加稅、減支、印鈔三個都很痛苦的選項時,歷史上的答案通常是印鈔——然後貨幣貶值。
本文整理自 Ray Dalio 在牛津辯論社的訪談。
「帝國不是被打敗的,是破產的。」
這不是 Ray Dalio 的原話,但可以概括他在牛津辯論社這場訪談中最核心的論點。他剛出版新書《國家如何破產》(How Countries Go Broke),花了七年時間研究過去 500 年主要帝國的興衰,發現同樣的債務模式一再重演。現在,他認為美國——以及大部分發達國家——正走在這條熟悉的路上。
這不是意識形態的判斷,而是機制的觀察。Dalio 在訪談中花了大量時間解釋債務危機的運作原理,為什麼它會發生,為什麼政治人物很難阻止它,以及個人該如何應對。對於一個管理過全球最大避險基金的人來說,理解這些機制不是學術興趣,而是生存技能。
貨幣就是債務,債務就是貨幣
Dalio 從一個反直覺的觀察開始:當你持有美元、英鎊、或任何法定貨幣時,你持有的其實是債務。
這需要一點解釋。所謂「法定貨幣」(fiat money),是政府宣布「這張紙有價值」的貨幣,它本身沒有內在價值。美元之所以有購買力,是因為美國政府承諾接受它來繳稅、還債、進行交易。但這個承諾的背後是什麼?是政府的信用——政府未來能夠履行承諾的能力。
現在,想想政府債券。當政府發行債券時,它是在說:「借給我錢,未來我會用美元還給你。」債券持有人持有的是政府的承諾。但美元本身也是政府的承諾。所以,用 Dalio 的話說:債務是獲得別人貨幣的承諾,貨幣是政府債務的另一種形式。債務就是貨幣,貨幣就是債務。
這不是玩文字遊戲。這個等式有一個非常實際的含義:當政府發行太多債務時,它其實在稀釋貨幣的價值。如果政府無法償還債務,它可以印更多錢來還——但這會讓所有現有的錢貶值。你手上的儲蓄購買力下降了,雖然數字沒變,但實際價值縮水了。這就是為什麼 Dalio 說:如果你貶值貨幣,你就貶值了債務;反過來,如果你讓債務膨脹,你最終會貶值貨幣。
850%:財富與貨幣的脫節
Dalio 在訪談中提到一個驚人的數字:目前財富對貨幣的比率大約是 850%。
這意味著什麼?財富——股票、房地產、私人企業的估值——遠遠超過了實際流通的貨幣。這些「財富」是基於市場價格計算的,而市場價格是基於供需、是基於人們願意用多少錢來購買。但如果每個人同時想把財富換成現金,貨幣根本不夠用。
舉個例子:一個創業者成立了一家公司,拿到創投投資,公司估值 10 億美元,他就成了「億萬富翁」。但他實際上有 10 億美元現金嗎?沒有。那只是一個估值,基於最近一輪融資中一小部分股權的交易價格。如果他想把所有股權賣掉換成現金,他能拿到 10 億嗎?幾乎不可能——光是他開始出售的消息就會壓低價格。
這種「財富」和「貨幣」的脫節,是泡沫的特徵。當信心充足時,每個人都相信這些估值是真的,市場正常運作。但當信心動搖時——可能是經濟衰退、金融危機、地緣衝突——人們開始想把「財富」換成「真正的錢」,而貨幣不夠用。這時候資產價格崩跌,那 850% 的比率會劇烈收縮。
Dalio 的警告是:現在的資產價格,尤其是美國股市和科技公司估值,可能處於這種泡沫狀態。這不是說明天就會崩盤,而是說系統中存在巨大的脆弱性。當(不是如果)某個觸發事件發生,調整可能會很劇烈。
三個都很痛苦的選項
當政府債務累積到一定程度,利息支出開始擠壓其他支出時,政府只有三個選項,每一個都很痛苦:
第一個選項:加稅。 提高稅收來減少赤字。問題是什麼?有錢人可以跑。資本是流動的,如果一個國家的稅率變得太高,富人可以搬到低稅國家,把資產轉移出去。結果可能是:稅率提高了,但稅收反而減少了,因為稅基流失了。法國、英國都有這樣的經驗。而且,加稅在政治上很難——沒有選民喜歡繳更多稅。
第二個選項:減支。 削減政府開支來減少赤字。問題是什麼?政府開支的大部分是「強制性支出」——社會福利、醫療保險、退休金、國防,這些都是對選民的承諾,削減哪一項都會得罪一大群人。而且,對於那些依賴這些支出的人來說,削減意味著真實的生活水準下降。這在政治上同樣很難。
第三個選項:印鈔。 政府可以讓央行購買更多國債,實際上就是印更多錢來支付債務利息。這個選項的吸引力在於:它不需要正式的政治決定,不需要國會投票通過加稅或減支,可以「悄悄地」進行。問題是什麼?它會稀釋貨幣價值,造成通貨膨脹,實際上是對所有持有現金和債券的人徵收一種「隱形稅」。
Dalio 的觀察是:縱觀歷史,當政府面臨這三個選項時,他們通常選擇第三個——印鈔。因為前兩個太痛苦、太直接、政治代價太高。印鈔可以把問題推遲,讓痛苦分散在時間中,讓通膨緩慢侵蝕債務的實際價值。這就是為什麼法定貨幣最終總是會貶值,這就是為什麼長期持有現金是一個糟糕的策略。
英國的案例:五年四任首相
Dalio 用英國作為案例研究,說明債務困境如何影響政治穩定。
過去五年,英國換了四任首相。這不是偶然。每一任新首相上台時都帶著某種經濟主張——要嘛是減稅刺激經濟,要嘛是緊縮穩定財政,要嘛是增加支出提振民心——但很快就撞上了同樣的牆:財政空間有限,債券市場會懲罰不負責任的政策(還記得 Liz Truss 的「迷你預算」嗎?),而選民不願意接受真正的犧牲。
這就是 Dalio 描述的困境的政治面向:當債務問題嚴重到一定程度,任何領導人都沒有好選項。加稅?選民不答應。減支?選民不答應。印鈔?市場不答應(至少短期內不會無限容忍)。於是政治人物輪流上台,輪流發現這個困境無解,輪流被困境吞噬。
這不只是英國的問題。法國面臨類似的困境,義大利也是,日本更嚴重。而美國,雖然有美元霸權作為緩衝,但 38 兆美元的國債和持續擴大的赤字,說明它也在同一條路上,只是走得比較慢。
Dalio 的論點是:這不是某個政治人物的錯,也不是某個政黨的錯。這是系統性的問題,是債務週期晚期的必然症狀。責怪個別領導人很容易,但即使換上最聰明、最有能力的人,他們面對的選項還是那三個,每一個都很痛苦。
黃金的回歸
在討論貨幣和債務時,Dalio 多次提到黃金。
這不是懷舊情緒。他指出一個事實:黃金現在是各國央行持有的第二大儲備資產,僅次於美元。而且,近年來央行一直在增持黃金、減持美元資產。中國央行、俄羅斯央行、甚至一些傳統上與美國友好的國家央行,都在這麼做。
為什麼?因為黃金有三個特性,是法定貨幣沒有的:
首先,黃金不是任何人的負債。當你持有美元,你實際上持有的是美國政府的承諾;當你持有黃金,你持有的是一個物理資產。如果美國政府無法履行承諾(或者選擇不履行),你的美元就會貶值;但黃金不會因為任何政府的行為而消失。
其次,黃金不能被印出來。法定貨幣的供應量是政府說了算,他們可以無限制地印。黃金的供應量是有限的,每年全球新開採的黃金只佔現有存量的很小比例。這意味著黃金可以保值,而法定貨幣長期來看必然貶值。
第三,黃金不能被凍結或制裁。這一點在地緣政治緊張的時代特別重要。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西方凍結了俄羅斯的美元資產。這給所有持有美元儲備的國家發出了一個信號:美元資產可以被用作武器。如果某天你和美國發生衝突,你的美元儲備可能一夜之間變得不可用。但黃金放在你自己的金庫裡,誰也動不了。
Dalio 的觀察是:各國央行的行為透露了他們的真實判斷。他們嘴上說美元依然穩固,行動上卻在分散風險、增持黃金。這種言行不一致,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Dalio 的解方:雙黨合作與 3% 赤字
如果問題這麼嚴重,解方是什麼?
Dalio 給出了一個具體的數字目標:如果能把美國的預算赤字降到 GDP 的 3%,債務問題就可以穩定下來,不會繼續惡化。3% 的赤字大致等於名義 GDP 的增長率,意味著債務佔 GDP 的比例不會繼續上升。
怎麼達到這個目標?他的建議是:全面加稅 4%,全面減支 4%。這樣加上節省的利息支出,赤字可以從目前的 7-8% 降到 3% 左右。
這聽起來溫和得可怕。全面加稅 4% 意味著每個人、每家企業都要多繳稅;全面減支 4% 意味著幾乎所有政府項目都要削減。這不是微調,這是實質性的犧牲。而且,這需要兩黨合作,需要共和黨接受加稅、民主黨接受減支,這在目前美國的政治氣氛下幾乎不可想像。
Dalio 自己也承認:他不認為這會發生。
這種悲觀的清醒,也許是 Dalio 分析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他看得到問題,看得到解方,也看得到解方不會被採用。他研究過太多歷史案例,知道國家通常不會主動改革,而是被危機逼到牆角才改變——而那時候的改變往往是混亂的、痛苦的、不受控制的。
所以他對個人的建議很務實:理解這個機制,在自己的財務規劃中考慮到這些風險,不要假設貨幣會保持價值,分散資產配置,建立財務緩衝。這些不是投資建議,而是風險管理。
歷史會重演嗎?
Dalio 在訪談中多次強調:他觀察到的不是新現象,而是歷史的重演。
1971 年,尼克森總統在一個星期天晚上宣布美國將不再兌換黃金——這實際上是一種違約,是承認美國已經印了太多錢,無法兌現對外國央行的黃金承諾。Dalio 那時候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當實習生,他以為股市會暴跌,結果相反,股市飆漲——因為貨幣貶值意味著用貶值後的錢計算,資產價格會上升。
1933 年,羅斯福做了同樣的事:禁止私人持有黃金,讓美元對黃金貶值。那是在大蕭條中間,政府需要更多貨幣來刺激經濟,金本位制是束縛。
再往前,1920 年代的德國、18 世紀的法國、古羅馬帝國晚期,都有類似的故事:政府負債累累,選擇印鈔來解決,結果是貨幣貶值、社會動盪、政治重組。
Dalio 的論點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情況,和這些歷史案例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債務佔 GDP 比例接近歷史高點,政治極化程度接近歷史高點,國際秩序正在重組,新技術正在改變一切。這些力量同時作用,創造了一個「時光隧道」般的過渡期。
他不是在預測世界末日,而是在說:調整正在發生,可能會劇烈,我們應該為此做好準備。那些理解機制的人可以更好地應對;那些不理解的人會被動地承受衝擊。
對於在牛津辯論社聽這場訪談的年輕人來說,這意味著什麼?也許是這樣:你們即將進入的世界,財政規則可能會改變,貨幣價值可能會波動,你們父母輩習以為常的很多假設可能不再成立。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一個花了一輩子研究這些週期的人,盡可能誠實地分享他的觀察。
聽或不聽,由你決定。但至少,現在你知道這個機制是怎麼運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