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 Dalio 的中國洞察：理解和諧、朝貢與百年恥辱

本文整理自 Ray Dalio 在牛津辯論社的訪談。

「如果你要理解中國，記住三個關鍵詞：朝貢制度、儒家思想、百年恥辱。」

Ray Dalio 從 1984 年開始去中國。那時候中國還沒有什麼錢，他純粹是出於好奇心去的。後來他愛上了那裡的人，在某些方面幫助了中國的發展，也因此有機會與多位中國領導人、歷史學家深入交流。40 年後，他對中國的觀察比大多數西方評論家更細緻，也更不舒服。

他在牛津辯論社的這段分享，可能是整場訪談中最具爭議性的部分。他沒有說中國是好是壞，他說的是：西方對中國最大的誤解，是以為他們會像我們一樣思考。如果你用西方的框架去理解中國的行為，你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這不是為中國辯護，而是一個投資者的實用主義：要預測對手的行為，你必須理解對手的邏輯。

和諧：比民主更古老的治理理念

Dalio 說，如果只能用一個詞來描述中國文化的核心，那就是「和諧」。

這個概念在中文裡的分量，遠超過英文翻譯所能傳達的。和諧不只是「大家相處融洽」這麼簡單，它是一整套關於秩序、層級、責任的世界觀。在這個世界觀裡，社會應該像一個運作良好的家庭：有明確的上下關係，每個人知道自己的位置，上位者照顧下位者，下位者尊重上位者，整體維持穩定。

這種思維方式和西方的個人主義傳統形成鮮明對比。在西方，個人權利是核心價值，政府的權力來自個人的讓渡，如果政府侵犯個人權利，個人有反抗的正當性。但在中國傳統中，集體的和諧高於個人的權利，維持秩序是最高美德，破壞穩定是最大的罪過。

Dalio 提到，「國家」這個詞在中文裡是兩個字：「國」和「家」。國就是一個放大的家，領導者像家長一樣管理，人民像家庭成員一樣服從。這不是比喻，而是根深蒂固的思維框架。當西方人談論「政府與人民」時，他們想的是一種契約關係；當中國人談論同樣的事情時，他們想的可能更接近「父母與子女」。

這種差異有非常實際的後果。當西方人看到中國政府的某些做法時，他們會用「專制」「壓迫」來描述；但從和諧的框架來看，這些做法可能被理解為「維持秩序」「防止混亂」。這不是說誰對誰錯，而是說雙方在用完全不同的標準來評判同樣的行為。如果你不理解這個差異，你就無法理解中國為什麼會做出某些決定。

朝貢制度：一種家族式的國際秩序

第二個關鍵詞是「朝貢制度」，這是理解中國如何看待國際關係的鑰匙。

Dalio 解釋，在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間，中國不是用「征服」的方式來處理周邊國家，而是用「朝貢」的方式。周邊的小國承認中國的中心地位，定期派使者來進貢，表示尊重；作為回報，中國給予他們保護、貿易優惠、政治承認。這不是西方歷史中常見的「帝國統治殖民地」模式，更接近「大家庭中的長兄與弟妹」的關係。

這個系統的核心邏輯是：承認層級，各安其位，互惠共存。中國不會去改變其他國家的內部制度（你們家怎麼管是你們的事），但會要求他們在國際上承認中國的地位。如果你願意接受這個安排，大家可以和平共處、互利貿易；如果你挑戰這個秩序，那就是問題了。

把這個歷史框架放到今天，很多事情會更容易理解。中國對台灣的立場，對南海的主張，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策略，都帶有朝貢制度的影子。中國不一定要「統治」這些地方，但它要這些地方「認」它的地位。這種區別對西方人來說很難理解，因為西方歷史中的「帝國」通常意味著直接控制，但中國歷史中的「天下」更接近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

Dalio 強調，這種思維不是現代發明，而是幾千年的歷史傳承。從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這種「中心-邊緣」的世界觀就一直在塑造中國人的思維。改朝換代、外族入侵，都沒有真正改變這個基本框架。

百年恥辱：創傷如何塑造今日中國

第三個關鍵詞是「百年恥辱」，時間跨度大約從 1848 年到 1949 年。

這段歷史在西方教科書裡可能只是幾頁的篇幅，但在中國的集體記憶中，它是一道深刻的創傷。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八國聯軍、日本侵華——一個曾經自視為世界中心的文明，被外國勢力反覆羞辱、瓜分、侵略。幾千年來第一次，中國不再是那個被朝貢的中心，而是被欺凌的對象。

Dalio 指出，這段歷史對中國精英階層的影響是深遠的。他們的父輩、祖父輩經歷過那些恥辱，或者至少聽過那些故事。「永不再讓這種事發生」不是一個政治口號，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集體意志。中國對主權的敏感、對外國干預的警惕、對軍事力量的追求，都可以追溯到這段歷史。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某些在西方看來是「過度反應」的事情，在中國看來是完全合理的。當西方國家對中國內政發表意見時，中國的反應可能會激烈得讓西方人困惑——這不只是政治策略，而是觸碰了「外國勢力干預」這個極度敏感的歷史記憶。當中國堅持台灣是內政問題時，它引用的不只是法律條文，而是那段被外國勢力分裂的屈辱歷史。

理解這一點不等於認同，但如果你想預測中國會如何反應，你必須把這個歷史背景納入考量。

西方的誤解：我們以為他們像我們

Dalio 說，人類有一種天然傾向：以為別人會像自己一樣思考。

這在個人層面是如此，在國家層面也是如此。西方人傾向於用自己的歷史經驗來解讀中國的行為。當他們看到一個快速崛起的大國時，他們想到的是：這就像二戰前的德國，或者冷戰時期的蘇聯，是一個要挑戰現有秩序、爭奪世界霸權的修正主義國家。

但 Dalio 提出一個不同的觀察：中國的自我認知不是「崛起的新興力量」，而是「回歸正常位置的古老文明」。在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就是東亞的中心，這不是野心，而是常態。過去兩百年的衰落，在他們看來是一個需要糾正的異常。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不是在「擴張」，而是在「恢復」。

這種認知差異有巨大的實際後果。如果你認為對手是一個野心勃勃的擴張者，你的策略是遏制和對抗。如果你認為對手是一個想要恢復歷史地位的古老文明，你的策略可能會不同——也許是協商雙方都能接受的「新秩序」，而不是零和對抗。

Dalio 還提到一位中國領導人向他描述的歷史對比：西方文明的搖籃是地中海，那裡小國林立、競爭激烈、邊界不斷變動，「國際關係」就是叢林法則。但中國文明發展的環境不同——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很早就形成了統一的文化和政治體，「國際關係」更多是中心與邊緣的管理問題，而不是勢均力敵的競爭問題。這種歷史經驗的差異，塑造了完全不同的戰略思維。

囚徒困境：信任的缺失

但 Dalio 並不天真。他在訪談中也談到了中美關係中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的經典模型：兩個參與者都知道合作對雙方最好，但因為無法確定對方會不會合作，理性的選擇反而是互相背叛。在國際關係中，這意味著：即使中國和美國都不想要衝突，但因為無法信任對方的意圖，雙方都會選擇備戰、對抗、爭奪優勢。

Dalio 用一個極端的表述來說明這個邏輯：如果兩個人面對面，不確定對方會不會先動手殺自己，理性的選擇是什麼？是先下手為強。這聽起來殘酷，但這就是囚徒困境的邏輯——不是因為你想要衝突，而是因為你無法承擔對方先發制人的風險。

他認為，目前中美之間就存在這種動態。雙方的猜疑和不信任已經很深，每一個防禦性的舉動都被對方解讀為進攻性的準備，然後引發更多防禦性的反應。這是一個自我強化的螺旋，很難打破。

但 Dalio 也指出，現在的競爭形態和歷史上不完全一樣。雙方都知道直接軍事衝突的代價太高，所以競爭更多是在其他領域進行：貿易戰、技術戰、金融戰、影響力競爭。他認為這種「不直接開戰的競爭」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雙方在各個領域爭奪優勢，同時避免觸發真正的熱戰。

至於台灣問題，他的判斷是：這是一個會持續演變的議題，短期內不太可能爆發軍事衝突。中國對台灣的立場是明確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點不可談判），但實現這個立場的時間表是有彈性的。雙方都在博弈，都在試探底線，都在為各種情境做準備。

理解不等於認同

Dalio 的這段分析會讓某些聽眾不舒服。有人可能覺得他在為中國辯護，有人可能覺得他太天真，有人可能覺得他對中國的威脅輕描淡寫。

但他的立場其實很清楚：理解對手的邏輯，不等於認同對手的立場；分析對手的行為模式，不等於替對手開脫。作為一個管理過全球最大避險基金的投資者，他必須準確預測各種勢力的行為，而準確預測的前提是準確理解。

他的訊息是：不要用刻板印象來理解中國，不要假設中國人會像你一樣思考，不要把西方歷史的模板套用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上。這些都是偷懶的思維方式，會導致錯誤的判斷。

對於即將進入一個中美競爭時代的年輕人來說，這種理解能力是真正有價值的。你不需要喜歡中國，不需要認同中國的制度或政策，但你需要理解中國為什麼會做出某些決定。因為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中美關係將是塑造全球格局的最重要因素，而你的職業生涯、投資決策、甚至生活方式都會受到影響。

40 年前，Dalio 因為好奇心去了中國。40 年後，他帶回來的不是結論，而是複雜性的體認。這個世界比我們的刻板印象要複雜得多，而理解這種複雜性，是做出明智決策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