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冷戰來了嗎？從蘇聯崩潰看美中對抗的戰略啟示

本文整理自 Dwarkesh Podcast 2024 年播出的 Sarah Paine 系列講座。

「我們似乎正處於第二次冷戰。」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 Sarah Paine 在講座結尾這樣說。她花了一個多小時分析蘇聯為何輸掉第一次冷戰，最後把話題拉回當下：如果我們真的進入了第二次冷戰，那些歷史教訓還適用嗎？

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今天的對手不是蘇聯，而是中國——一個經濟體量更大、技術能力更強、與全球經濟更深度嵌合的對手。第一次冷戰的劇本能照搬嗎？

Paine 教授沒有給出簡單的答案，但她提供了思考的框架。從她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提煉出幾個關鍵問題：哪些歷史教訓依然適用？哪些情況已經不同？以及，西方最大的風險是什麼？

相似之處一：經濟體制的根本差異

第一次冷戰的一個核心面向是經濟體制的競爭：計劃經濟 vs 市場經濟。

蘇聯的計劃經濟最終證明是失敗的。沒有價格機制，資源無法有效配置；沒有市場訊號，創新缺乏激勵。蘇聯錯過了塑膠革命、錯過了電腦革命，最後連糧食都養不活自己的人民。

今天的中國不是蘇聯。中國在 1978 年後擁抱了市場經濟的許多元素，這是它能夠快速成長的關鍵原因。中國有活躍的民營企業、有競爭性的出口產業、有全球最完整的製造業供應鏈。

但中國經濟仍然有計劃經濟的核心特徵：國家對關鍵產業的控制、對資本流動的管制、對私人產權保護的不確定性。近年來，這些特徵似乎在加強而非減弱。

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的某些結構性問題與當年的蘇聯有相似之處：高度依賴投資驅動的成長模式、房地產泡沫、地方政府債務、人口急劇老化。這些問題不會一夜之間導致崩潰，但它們會持續侵蝕成長動能。

Paine 教授在講座中反覆強調一個觀點：經濟繁榮才是國力的根本來源。在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財富來自貿易、創新、人力資本，而不是領土擴張。蘇聯始終沒有搞懂這一點。中國搞懂了一半——它知道經濟很重要，但它不確定是否願意為此放棄政治控制。

這個矛盾會如何演化，是第二次冷戰最關鍵的變數之一。

相似之處二：意識形態的正當性問題

蘇聯崩潰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意識形態的破產。

共產主義承諾解放，卻交付了獨裁。赫爾辛基協議的人權條款——蘇聯以為只是走形式的東西——最終成為瓦解其正當性的武器。當東歐人民開始用蘇聯自己簽署的文件來質問「你們承諾的自由在哪裡」，遊戲就結束了。

戈巴契夫的外交部長謝瓦爾納茲曾經問自己：「我們是一個大國，但大在什麼地方？領土？人口？武器數量？人民的苦難？個人權利的缺乏？我們是世界上嬰兒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我們有什麼好驕傲的？」

這種自我懷疑在蘇聯精英階層蔓延開來。當連統治者自己都不再相信自己的意識形態，體制的根基就開始動搖。

今天的中國面臨類似的挑戰，但表現形式不同。中國不再推銷「世界革命」的意識形態——那套東西早就放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績效正當性」：只要我能讓經濟成長、讓人民生活改善，你就應該接受我的統治。

問題是，當經濟成長放緩時，這種正當性會發生什麼？

中國也面臨一個蘇聯當年沒有的挑戰：資訊封鎖越來越難維持。VPN、社群媒體、海外留學生……中國人民比蘇聯人民更容易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當年蘇聯人看到西方超市的影片會驚呆——今天的中國人不會，因為他們自己的超市也很好。但他們會看到其他東西：言論自由、政治參與、法治保障。

這些東西的缺失是否會成為問題，取決於經濟能否持續提供足夠的補償。

不同之處一：經濟實力的量級

蘇聯的經濟體量從來沒有接近過美國。冷戰期間，蘇聯 GDP 大約是美國的 40-60%，而且這個數字可能還被高估了。如果把美國加上北約盟國加上日本，是蘇聯的七倍。

中國不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過美國。按市場匯率計算，中國是美國的約 70%，而且差距在縮小（雖然最近幾年縮小速度放緩了）。

這意味著「消耗戰」策略——通過軍備競賽拖垮對手——對中國不見得管用。蘇聯把 40-70% 的 GDP 投入軍事，美國只需要 6-8%，這種不對稱讓蘇聯必敗。但中國的軍事支出佔 GDP 比例遠低於蘇聯，而且它有更大的經濟底盤可以支撐。

當然，經濟體量不是一切。質量、創新能力、制度彈性同樣重要。但單純的「把對方拖垮」策略，在面對一個更富有的對手時，不能是主要戰略。

不同之處二：沒有衛星國的骨牌效應

蘇聯的崩潰有一個關鍵加速器：東歐衛星國的連鎖反應。波蘭的選舉觸發了東德的示威，東德的示威導致圍牆倒塌，圍牆倒塌讓整個華沙公約土崩瓦解。蘇聯內部的加盟共和國看到東歐的榜樣，也開始要求獨立。

中國沒有這種意義上的「帝國」。它沒有一群被迫加入的衛星國等著跳船。它的領土爭議（台灣、南海、西藏、新疆）是不同性質的問題，不會產生像東歐那樣的骨牌效應。

這意味著，期待中國「像蘇聯一樣突然崩潰」可能不切實際。蘇聯的崩潰有其特殊的帝國結構因素。中國的問題——如果有的話——更可能是漸進的衰退，而不是突然的解體。

歷史教訓一：耐心與長期戰略

第一次冷戰持續了 45 年。從 1947 年杜魯門主義到 1991 年蘇聯解體，橫跨九任美國總統、兩黨輪替無數次。

這場勝利不是任何一個人的功勞。尼克森打了中國牌，福特開啟人權議題，卡特把人權變成外交核心並開始軍事擴張，雷根把軍事擴張推到極致，老布希收尾。每一任都在前任的基礎上推進，每一任都有不同的側重點，但核心戰略——自由貿易、民主推廣、圍堵共產主義——兩黨始終維持共識。

Paine 教授特別強調這一點：那些認為美國冷戰外交政策「缺乏一致性」的人，沒有從戰略層面看問題。戰術上有變化，戰略上是連貫的。

今天的問題是：美國還有這種長期一致性嗎？

政治極化讓兩黨在任何議題上都難以達成共識。總統更換，政策可能 180 度轉彎。盟友不知道美國的承諾能維持多久。對手則可以等待、觀望、尋找裂縫。

蘇聯輸掉冷戰的部分原因是它的對手比它更有耐心。如果今天的美國失去耐心，歷史的教訓就學不到了。

歷史教訓二：經濟繁榮就是最好的武器

冷戰期間，美國人「其實過得很好」。Paine 教授這樣說。

是的，他們付稅供養核武庫。是的，有時候會擔心核戰爭。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在迪士尼樂園玩、去歐洲度假、買房子。蘇聯人在計劃經濟的匱乏中掙扎，美國人在享受二戰後最長的繁榮期。

這種對比本身就是最強大的武器。東歐人民透過錄影帶看到西方超市的豐富，開始質疑自己的體制。蘇聯精英出國訪問，發現美國福利媽媽的購買力比蘇聯總理夫人還強，開始質疑自己在捍衛什麼。

戈巴契夫說：「我們被包圍的不是無敵的軍隊，而是更優越的經濟體。」這句話道盡了冷戰的本質。

今天的教訓是：美國和西方世界的首要任務，不是軍備競賽或意識形態鬥爭，而是確保自己的經濟持續繁榮、創新持續領先、人民持續過好日子。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其他都是空談。

而且要記住：這種繁榮不是自然而然的。它需要教育投資、基礎設施建設、開放的移民政策、合理的稅制、有效的監管。這些都是「無聊」的政策議題，不會上頭條，但它們決定了長期國力。

歷史教訓三：不要自己把好牌打爛

Paine 教授在講座結尾發出了警告：

「如果我們要度過這第二次冷戰，就需要開始與盟友合作、建設制度、改進法律。不要把房子燒掉。」

她的擔憂是具體的：如果美國砍掉大學經費，就會失去那些尖端技術創新的人才基礎。如果美國拋棄盟友，那些盟友會開始自己組織，把美國排除在外。如果美國不假思索地摧毀制度，就會失去幾十年累積的軟實力。

「蘇聯的問題，」她說，「不只是雷根太強。是他們自己犯了太多錯誤。」

這是最重要的教訓。蘇聯有很多結構性弱點——計劃經濟、帝國負擔、意識形態破產——但它的失敗還有一個因素：自我傷害。戈巴契夫的錯誤判斷、匆忙的改革、對盟國情緒的誤讀，這些都加速了崩潰。

同樣的邏輯適用於今天的西方。中國有自己的問題，但這不代表西方就能穩贏。如果西方自己把好牌打爛——內部分裂、放棄盟友、摧毀制度、停止投資未來——那輸的就不會是中國。

Paine 教授引用了老布希的例子。柏林圍牆倒塌時，他選擇不公開慶祝、不羞辱對手。這種自我克制讓冷戰能夠和平收場，讓東歐有 20 年時間融入西方。

今天的領導者有這種克制力嗎？在即時新聞、社群媒體、情緒化政治的時代，「不做什麼」比「做什麼」更難。但有時候，最重要的戰略行動就是不衝動、不過度反應、不自己製造危機。

結語：樂觀但警醒

Paine 教授的講座以一種審慎的樂觀結尾。

「我們會度過這一次的，」她說，「我們會在等待普丁或習近平改變方向的同時，過著充實的生活。」

這個說法有歷史依據。第一次冷戰中，美國人確實過得不錯。他們沒有整天活在恐懼中——儘管時不時會做原子彈演習。他們買房子、養家、度假、發明新東西。然後有一天，蘇聯就沒了。

第二次冷戰——如果這是我們正在經歷的——不見得需要以災難告終。它可能持續很長時間。它可能以對方的漸進衰退或內部轉型告終。它可能以某種新的均衡告終。

但要走到那一天，需要做對很多事：維持經濟繁榮、保持技術領先、團結盟友、避免自我傷害、保持耐心。

這些聽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很難。蘇聯沒做到，所以它輸了。問題是：我們能做到嗎？

Paine 教授說她做這些講座，是為了「給你們思考的工具，讓你們自己做決定」。這是歷史學家能做的最好的事：不是告訴你答案，而是讓你看清楚問題。

看清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至少，這是我們能從第一次冷戰中學到的最基本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