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gey Brin 在史丹佛百年校慶問了一個尷尬的問題:大學還需要存在嗎?
在史丹佛工程學院百年校慶活動上,Google 共同創辦人 Sergey Brin 提出了一個令主辦方尷尬的問題:在 AI 和線上課程的時代,傳統地理集中式的大學還有存在的必要嗎?這位從史丹佛輟學創辦 Google 的億萬富翁,對高等教育的未來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
本文整理自史丹佛工程學院百年校慶活動,2025 年 12 月播出。
「如果我是院長,要規劃下一個百年,我會怎麼做?」
史丹佛校長 Jonathan Levin 把這個問題拋給了 Google 共同創辦人 Sergey Brin。這本該是一個讓 Brin 說些場面話的機會——畢竟這是史丹佛工程學院的百年校慶,台下坐著數百位學生和校友。
但 Brin 的回答讓氣氛有些尷尬。
「我想我會重新思考『擁有一所大學』這件事意味著什麼,」他說。「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煩人。這是 Larry(Page)會說的那種話,而我通常會覺得他很煩。」
全場笑了。但 Brin 是認真的。
傳統大學模式的根本性質疑
Brin 的質疑從最基本的問題開始:為什麼我們需要把人聚集在同一個地理位置來學習?
「我們有這個地理集中的東西,有建築物、有那些漂亮的演講廳——還有那個很煩人的閃爍燈光。抱歉,忍不住要提。」他指著天花板上的某盞故障燈具。
「但現實是,現在資訊傳播非常快速。很多大學的課程都已經上線了,包括史丹佛。MIT 很早就開始做 OpenCourseWare,還有 Coursera、Udacity 這些新創公司。現在任何人都可以上網學習任何東西——你可以跟 AI 對話,可以看 YouTube 影片,可以上這些線上課程。」
如果知識的傳授可以透過網路完成,那大學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Brin 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他的質疑方向很清楚:當教學功能被網路和 AI 取代後,大學剩下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如果答案是「人才聚集」和「面對面互動」,那這個價值能支撐得起大學的高昂成本嗎?
一個矛盾的現實
有趣的是,Brin 的質疑本身就帶有矛盾。
他承認,Google 內部其實正在努力讓員工回到辦公室工作。「我們確實認為人們在一起工作會更有效率,」他說,「但這是在某個特定規模上。如果你有 100 個人在一起,很好。他們不需要跟另外 100 個人在同一個地方。」
這個觀察暗示了一個可能的未來:高等教育不再需要巨型大學校園,而是可以分散成許多小型的學習社群,各自在不同地點運作,透過網路連結。
Brin 也提到,Google 雖然雇用了很多名校博士,但也雇用了「大量沒有學士學位的人」。這些人「只是在某個奇怪的角落自己摸索出能力」,然後證明了他們可以勝任工作。這暗示了另一個趨勢:正式學歷的重要性可能正在下降。
校長的回應
史丹佛校長 Levin 對 Brin 的質疑表示欣賞,但也試圖捍衛大學的價值。
「你觸及了大學最根本的問題,」Levin 說。「大學的一部分使命是知識的創造和傳遞。這些功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完成,尤其是隨著科技進步。」
「但還有另一個部分,」他繼續說,「就是把高密度的人才放在同一個地方,讓他們互相碰撞。這就是你創辦 Google 的方式——在史丹佛遇到了 Larry,遇到了後來成為早期員工的人。這種生態系統,能不能被其他東西取代?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這個回應承認了 Brin 的質疑有其道理,但也指出了一個大學可能難以被取代的功能:不是教學,而是創造一個讓聰明人碰撞、合作、互相激發的環境。
更大的時代脈絡
Brin 的質疑並不是空穴來風。過去幾年,高等教育正面臨多重壓力。
學費持續上漲,學生債務成為社會問題。企業越來越傾向於用技能測試取代學歷審查。線上學習平台的品質不斷提升。AI 工具讓自學變得更加容易。這些趨勢加在一起,讓「花四年時間、付幾十萬美元去大學」這個選擇越來越難以被理所當然地接受。
同時,COVID-19 疫情證明了大學可以在線上運作。雖然多數學校在疫情後恢復了實體教學,但這個經驗已經打破了「大學必須是實體的」這個假設。
Brin 提到,他自己在退休後的打算是「坐在咖啡館裡研究物理學」。這個畫面本身就是對傳統大學的一種挑戰:如果一個人可以在咖啡館裡自學物理,為什麼需要進入一個正式的學術機構?
當然,Brin 最後還是回到了 Google,因為他發現自己「開始變鈍」,需要有人可以討論、有問題可以解決。這或許暗示,即使在 AI 時代,人與人之間的智識互動仍然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
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Brin 坦承他沒有答案。
「我不覺得我能神奇地給你一個新的配方,」他對校長說,「但我確實不認為接下來一百年大學會是這個樣子。」
這句話在一個百年校慶的場合說出來,有些刺耳。但它也可能是 Brin 能給史丹佛的最真誠的禮物: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大學要如何在 AI 時代重新定義自己的價值?是繼續強調人才密度和面對面互動?還是擁抱分散式的學習模式?是堅持四年制學位的傳統?還是發展更靈活的技能認證系統?
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 Brin 的質疑提醒我們,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制度——包括已經存在超過一千年的大學制度——在技術劇變的時代,都需要被重新審視。
史丹佛工程學院已經走過了一百年。下一個一百年,它會以什麼形式存在?Brin 的問題,值得每一個身在其中的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