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為何輸掉冷戰？歷史學家的十種解釋

本文整理自 Dwarkesh Podcast 2024 年播出的 Sarah Paine 系列講座。

「雷根單槍匹馬擊敗了蘇聯。」這是許多美國人對冷戰結束的標準答案。簡潔、英雄主義、容易記憶。但如果這個答案是對的，為什麼冷戰結束後，雷根和戈巴乔夫會在雷根的牧場開心合影，看起來相處愉快？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 Sarah Paine 在一場講座中，系統性地拆解了這個問題。她的結論是：冷戰的結束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而是至少十種不同力量交織的結果。有些是外部壓力，有些是內部崩潰；有些是刻意為之，有些是意外收穫。理解這些因素，不只是歷史課，更是理解當前國際局勢的必修學分。

外部解釋一：軍備競賽的經濟消耗

「雷根派」的核心論點是軍備競賽。雷根上台後大幅擴張軍事預算，推動六百艘艦艇的海軍計畫，部署歐洲飛彈，還啟動了「星戰計畫」（戰略防禦系統）。蘇聯試圖跟上這場競賽，結果把自己拖垮了。

數字確實驚人。冷戰期間，美國國防支出約佔 GDP 的 8%，德國不到 6%，日本不到 2%。而蘇聯呢？CIA 當時估計是 20%，但冷戰結束後取得更準確的資料，發現實際數字至少是 40-50%，如果算上軍事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可能高達 70%。作為對比，納粹德國在戰時也「只有」55%。

蘇聯前駐西德大使 Valentin Falin 事後承認：「跟著美國的策略走，在軍備競賽中被消耗殆盡，我們的公共衛生和生活水準危機達到了新的層次。」戈巴乔夫本人也在政治局會議上說：「美國人就是賭蘇聯害怕星戰計畫，所以對我們施壓，要把我們耗盡。」他說對了。

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如果把美國、北約盟國和日本的 GDP 加起來，是蘇聯的七倍。蘇聯從一開始就不可能贏得這場消耗戰。問題是：為什麼他們還要打？

外部解釋二：赫爾辛基條款的意外效果

1975 年，蘇聯終於得償所願，召開了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確認了二戰後的邊界。這是蘇聯夢寐以求的外交成就。但西歐盟國堅持在協議中加入人權條款。美國當時覺得這是徒勞——蘇聯怎麼可能遵守人權承諾？

結果出乎所有人意料。

赫爾辛基協議簽署後，東歐集團內的異議人士和西方的人權活動家開始引用這份文件，要求共產政權兌現自己簽下的承諾。他們開始對比共產主義承諾的「解放」與實際交付的「獨裁」。這場人權運動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前 CIA 局長、後任國防部長的 Robert Gates 回憶：「蘇聯拼命想要這場大會，結果卻為自己帝國的終結奠定了基礎。我們抵制了很多年，後來才發現這場會議帶來的好處超乎我們最瘋狂的想像。」

卡特總統後來將人權提升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戈巴乔夫的英語翻譯回憶說，卡特對人權的強調在蘇聯內部引起了共鳴，讓人們開始渴望一個更民主、開放、自由的社會。

外部解釋三：尼克森的中國牌

1969 年，中蘇邊境爆發武裝衝突。蘇聯甚至跑來問美國：「我們可以核打擊中國嗎？」美國拒絕了。中國人很快想通了一件事：想對你扔核彈的那個，才是你的頭號敵人。

這改變了整個冷戰格局。在此之前，中國和蘇聯都把美國當成主要對手。現在他們彼此成了首要威脅，美國反而可以選擇要跟誰親近。尼克森選擇了中國。

中國的敵意迫使蘇聯在漫長的中蘇邊境部署大量機械化核武部隊。本來他們只需要在歐洲方向維持一條軍事化邊界，現在要顧兩頭。Paine 教授打了個比方：想像美國必須同時在加拿大和墨西哥邊境部署這樣的軍隊，那會是什麼代價？而美國比蘇聯富裕得多。

從尼克森到雷根，每一任總統都在利用這張中國牌，而且打得越來越熟練。福特開始涉足人權，卡特全力推進人權並開始軍事擴張，雷根則把軍事擴張推到極致。到雷根時期，美國在意識形態和軍事上都對蘇聯佔據了優勢地位。

外部解釋四：核潛艇的隱形威脅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真正決定勝負的不是總統，而是一個武器平台：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艇。

冷戰時期的嚇阻理論建立在「可靠的二次打擊能力」上。如果對方知道你在被攻擊後還能反擊，他就不會發動第一擊。美國的潛艇艦隊讓這個邏輯對蘇聯產生了致命壓力。

卡特總統是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畢業生，也當過潛艇軍官。他任內開始更積極地部署潛艇艦隊，到雷根時期更加強化。美國潛艇開始進入蘇聯潛艇的「堡壘水域」進行追蹤。蘇聯人驚恐地發現，他們的二次打擊能力可能在美國的第一擊中就被消滅。

蘇聯元帥 Akhromeyev 在 1987 年訪美時直接對美方主人說：「你們知道我們的潛艇在哪裡，但我們不知道你們的在哪裡。這是在破壞穩定。你們，美國海軍，才是問題所在。」

接待他的海軍上將 Trost 事後說：「蘇聯無法維持強大的防禦能力，這導致了蘇聯的瓦解，也消除了蘇聯對我們的主要威脅。」

內部解釋一：帝國的骨牌效應

以上都是外部因素——美國對蘇聯做了什麼。但英國歷史學家 Arnold Toynbee 說過：「文明死於自殺，而非他殺。」蘇聯對自己做了什麼？

首先是帝國問題。冷戰期間，西方一直擔心「骨牌效應」——一個國家倒向共產主義，鄰國就會跟著倒。結果骨牌效應確實發生了，只是方向相反：民主浪潮從一個華沙公約國傳到另一個，直到整個東歐集團土崩瓦解。

1988-89 年，東歐各國爆發大規模示威。在蘇聯內部，人們要求政治自由；在東歐，人們要求擺脫蘇聯。戈巴乔夫可能沒有搞清楚這個區別。他不但沒有派坦克鎮壓（這是蘇聯的慣例），反而鼓勵東歐進行改革。

波蘭在 1989 年 6 月舉行選舉，這一天正好是鄧小平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派出坦克的同一天。兩種解決方案。波蘭的選舉結果是：團結工聯贏得了所有可以競爭的席位（只輸了一席），而共產黨指定的席位只有三個人當選，其餘全被「以上皆非」選項擊敗。天主教會幫忙教導人們：那個框才是你要勾的。

四個月後，東德 70,000 人在萊比錫示威，一週內蔓延成 140 萬人參與的 200 多場示威。11 月 9 日，一位官員在記者會上被問到新的旅行規定何時生效，他不知道答案，隨口說了「立即生效」。當晚，群眾聚集在柏林圍牆的六個關口，其中一個關口的邊防警衛決定識時務者為俊傑，打開了大門。一週內，超過半數的東德人口造訪了西德。一個月內，1% 的人口移民到西方。

蘇聯副外長 Anatoly Kovalev 回憶：「我們完全沒有把握東德軍隊會向誰開槍——示威者還是我們。波蘭和匈牙利軍隊也一樣。」有這樣的盟友，誰還需要敵人？

內部解釋二：第三世界的錯誤投資

1960 年代，非洲和亞洲大量新獨立國家厭惡西方殖民者，蘇聯趁機推銷共產主義。安哥拉、南葉門、衣索比亞、尼加拉瓜……蘇聯在全球廣撒網。

問題來了：1970 年代末的經濟衰退讓大宗商品價格暴跌，這些新盟友的出口收入腰斬。蘇聯自己也高度依賴石油出口——石油佔蘇聯預算收入高達 55%。油價崩盤時，蘇聯手上一堆不賺錢的投資，卻沒錢繼續補貼。

更糟的是，蘇聯把錢都花在第三世界，卻忽略了自己內部的「第三世界」——那些不滿的少數民族。戈巴乔夫一上台，哈薩克和雅庫特就出現學生運動。到 1990 年，蘇聯境內有 76 個民族叛亂同時進行。

大陸帝國的生存法則是「不打兩線戰爭」。蘇聯當時有多少條戰線？數都數不清。

內部解釋三：計劃經濟的結構性失敗

「笨蛋，問題在經濟。」這句話用在蘇聯身上再適合不過。

二戰後蘇聯的成長率其實不錯，但從 1970 年代中期開始明顯停滯。在戈巴乔夫上台前的十年，蘇聯的成長率比美國低 1-2 個百分點。複利效應下，差距越來越大。

問題出在整個系統都建立在謊言之上。工廠經理為了應付計畫指標，謊報庫存（說比實際少）、謊報需求（說比實際多）。這些謊言層層匯總到中央，高層根本不知道真實的資本價值、勞動生產力或消費者偏好。沒有市場價格機制，資源錯配持續累積，直到演變成災難。

Paine 教授舉了一個例子：蘇聯每年有 20-40% 的農作物在運輸和儲存過程中腐爛，然後用稀缺的外匯去進口糧食來彌補。她在 1988-89 年住在莫斯科時，親眼見到超市裡只有 77 種商品——大概還比不上美國 7-11 收銀台旁邊的糖果架。肉類區的腐臭味讓人幾乎無法靠近。

戈巴乔夫告訴中央委員會：「我們被包圍的不是無敵的軍隊，而是更優越的經濟體。」他經常說：「這樣的生活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領導者因素：戈巴乔夫的錯誤假設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說過：「對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候。」戈巴乔夫完美印證了這句話。

各種政治立場的俄羅斯人都同意一件事：戈巴乔夫在冷戰結局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問題是，他的決策建立在一連串錯誤假設之上。

第一，他相信歷史是單向的——永遠朝著共產主義前進，不會倒退回資本主義。結果東歐直接掉頭回到資本主義。

第二，他以為解放東歐會讓蘇聯獲得讚譽，而不是讓俄羅斯人為史達林時代的奴役承擔罵名。對戈巴乔夫來說，時鐘從他上任那天開始；對東歐人來說，時鐘從史達林開始屠殺他們那天開始。

第三，他以為華沙公約解散，北約也會解散；蘇聯的經濟互助委員會解散，歐洲共同體也會解散。結果強制性組織和自願性組織的解散邏輯完全不同。

第四，他以為美國會像歐陸國家一樣，不希望看到統一的強大德國。所以當東德局勢動盪時，他跑去度假了。就在這時候，老布希和德國總理柯爾正在密謀快速推進德國統一——一個完全主權的、整個國家都在北約裡的統一德國。

戈巴乔夫最親密的支持者最後都在責怪他。蘇聯最頂尖的美國問題專家 Arbatov 說：「我們領導人的愚蠢導致了蘇聯解體。」另一位專家 Lukin 說：「西方人愛戈巴乔夫，因為一切發生得如此輕鬆、如此廉價——但那只是對你們而言。對我們來說，代價極其昂貴。」

傘狀解釋：必然還是偶然？

Paine 教授最後提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傘狀解釋」，而且兩者都能從同樣的證據中推導出來。

第一種：這麼多嚴重問題同時存在，蘇聯崩潰只是時間問題。它有一個令人反感的政治制度、一個殘酷低效的經濟體制，連發明這套系統的俄羅斯人自己最後也不想要它了。正如一位真正的火箭科學家所說：「蘇聯崩潰的主因是這個體制的腐爛。」

第二種：恰恰相反，每一個因素都不可或缺。移除任何一個，結果可能完全不同。冷戰或許會結束，但未必以西方的勝利告終。按這種邏輯，西方是險勝，應該感到非常幸運。

副外長 Kovalev 持後一種看法：「所有這些因素——內部的、意識形態的、經濟的、軍事的——全部匯聚在一起。你移除其中任何一個，就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還有一種更精細的說法：不只需要所有這些因素，還需要兩位傑出領導人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位置——老布希和德國總理柯爾。他們聯手運作，在戈巴乔夫因國內經濟危機而倒台之前，完成了德國統一和冷戰的和平終結。

布希告訴柯爾：「我不會拍胸脯慶祝，不會在柏林圍牆上跳舞。」兩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免羞辱戈巴乔夫，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這樣做，他會更快下台，強硬派會更早掌權。結果，他們為西方爭取了 20 年的時間——讓東歐新獨立國家有時間在軍事、政治、經濟上與西方整合，讓水泥凝固，然後才面對試圖破壞穩定的俄羅斯。

普丁開始鞏固權力，是 20 年後的事了。

結語：對第二次冷戰的啟示

Paine 教授在講座結尾說：「我們似乎正處於第二次冷戰。」她提醒聽眾，第一次冷戰在工業化世界保持了「冷」的狀態，沒有演變成核戰。這不是運氣，而是一整代深思熟慮的領導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如果我們要度過這第二次冷戰，就需要開始與盟友合作、建設制度、改進法律。不要把房子燒掉。」她說。「我們會度過這一次的，我們會在等待普丁或習近平改變方向的同時，過著充實的生活。但如果我們把好牌打爛了……如果我們砍掉大學經費、拋棄盟友、不假思索地摧毀制度……我們就會變成那個把塑膠袋套在自己頭上的傻瓜。」

冷戰的教訓是：耐心、長期戰略、經濟繁榮，以及——最重要的——不要自己把自己打敗。蘇聯的問題不只是雷根太強，而是他們自己犯了太多錯誤。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今天的西方。

諾貝爾和平獎給了戈巴乔夫，而不是老布希。這或許說明了一件事：冷戰的結束，最終是蘇聯自己結束的。西方的任務，是創造條件讓這件事發生，然後不要搞砸收尾。

今天的我們，面對的是類似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