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導體與關稅——為什麼 TSMC 投資 1000 億美元還不夠？
TSMC 宣布在美投資 1000 億美元，白宮高規格接待。但這對關稅談判有幫助嗎？前美國財政部官員 Brad Setser 在 Hudson Institute 座談會上直言：美國要的是 TSMC 50% 產能在美生產，而且「別再抱怨美國工人太貴」。
本文整理自 Hudson Institute 於 2025 年 7 月 22 日舉辦的座談會「How Trump’s Tariffs Will Affect US-Taiwan Relations」。
幾個月前，TSMC 宣布在美國追加投資 1000 億美元。白宮以最高規格接待，讓 TSMC 高層風光地在白宮宣布這項「歷史性投資」。Hudson Institute 資深研究員 Riley Walters 和主持人許毓仁當時人在臺灣，親眼見證了這一刻。但 Walters 在座談會上問了一個尷尬的問題：「這項投資對關稅談判有什麼實際效果？我們不知道。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是不知道。」
這個問題觸及了臺灣半導體產業在當前地緣政治中的微妙處境。臺灣是全球先進製程半導體的核心供應者，這是無可替代的戰略資產。但在川普政府的關稅邏輯裡，這個「無可替代」的地位，可能正是被施壓的籌碼。
美國的真正目標：先進製程 50% 在美生產
前美國財政部副助理部長 Brad Setser 在座談會上給出了一個清晰但驚人的數字：美國期待 TSMC 承諾，在一定時間內讓 50% 的產能——包括最先進製程的 50%——落在美國本土。這不是小打小鬧的投資宣言，而是根本性的產能重新配置。
為什麼美國這麼在意？Setser 指出，川普政府（以及之前的拜登政府）都相信，美國需要擁有規模大得多的國內高階半導體製造能力。過去，美國主要靠《晶片法案》（CHIPS Act）的補貼來吸引投資。但川普政府可能認為，除了獎勵（補貼），還需要懲罰（關稅）來推動這件事。
這就引出了「嵌入式半導體」（embedded semiconductors）的問題。如果美國對半導體課關稅，它幾乎必然是對嵌入在最終產品裡的半導體課稅，而不是直接對晶圓課稅。這意味著，臺灣晶片送到中國組裝成伺服器或電子產品，再賣到美國，可能會面臨半導體關稅。這對臺灣的影響可能極為巨大——畢竟臺灣對美出口的電子產品在過去幾年大幅成長，很大一部分正是因為美中貿易戰後，許多原本在中國做最終組裝的產品轉移到了臺灣。
Brad Setser 的直白批評：別抱怨美國工人太貴
Setser 在談到 TSMC 時說了一段相當直白的話：「作為這個認真承諾的一部分，TSMC 必須停止抱怨美國工人有多貴——同時臺灣還在干預匯率、讓自己的工人薪資維持在低檔。這讓我很煩躁，我相當確定這也讓川普政府很煩躁。」
這段話值得細品。TSMC 在美國建廠過程中，確實曾公開抱怨美國勞工成本高、工程師難找、文化差異大等問題。這些抱怨在臺灣媒體和產業界引起不少共鳴——「美國人就是不行」似乎成了一種流行的敘事。但 Setser 指出了這個敘事的矛盾之處：臺灣勞工的「便宜」，有一部分是人為造成的。臺灣央行長期壓低新臺幣匯率，讓臺灣出口商有價格競爭力，但代價是壓低了臺灣勞工的實質購買力。
換句話說，如果你一邊壓低自己工人的薪資（透過匯率操控），一邊抱怨別人工人太貴，這在談判對手眼裡不會是什麼好看的姿態。Setser 的潛臺詞是：如果臺灣願意讓新臺幣升值，臺灣工人的薪資（以美元計價）也會上升，那時候再來比較兩邊的勞動成本，差距可能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這不只是關稅談判——這是供應鏈重組
座談會上，Setser 也提到了「嵌入中國成分」（embedded Chinese content）的問題。這不只是「轉運」（把中國產品改個標籤假裝是臺灣貨）的問題——轉運本來就是違法的。更廣泛的問題是，中國零組件在臺灣或其他國家組裝成最終產品，按照傳統貿易規則，這些產品不會被視為「中國製造」，即使它們有很高比例的中國成分。
川普政府正在試圖改變這個規則。他們想要的是對所有包含「嵌入中國成分」的產品課稅，不管最終組裝在哪裡。這對臺灣影響很大，因為臺灣確實是這個「中間加工」生態系的一部分。過去幾年，臺灣對美出口的伺服器、電腦、電子產品大幅成長，一部分原因就是原本在中國做最終組裝的產能轉移到了臺灣。如果這些產品因為「嵌入中國成分」而被課稅，臺灣的出口數字會受到直接衝擊。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這是一場供應鏈的根本重組。過去三十年全球化打造的「中國組裝、亞洲供應鏈」模式，正在被地緣政治力量拆解。臺灣夾在中間，既是這個舊模式的受益者，也可能成為新規則下的受害者。
半導體是籌碼，但籌碼也有期限
臺灣的半導體產業——特別是 TSMC——常被形容為「矽盾」，是臺灣在地緣政治中的最大籌碼。這個說法有其道理：全球最先進的晶片大多在臺灣製造，任何破壞臺灣晶圓廠的行為都會對全球經濟造成災難性影響。
但這個籌碼不是永久的。正如這場座談會揭示的，美國正在積極推動半導體製造「回流」（reshoring），無論是透過補貼還是關稅。如果五年後、十年後，美國本土已經有足夠的先進製程產能，臺灣的「矽盾」還能撐住多少談判價值？
Riley Walters 在座談會上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TSMC 幾個月前做了那個 1000 億美元的投資宣布。然後呢？白宮鋪紅毯歡迎他們。但這對關稅談判有什麼實際影響？到現在為止，我們不知道。」這說明投資宣言本身不等於談判籌碼。真正的籌碼是具體的承諾、可驗證的時程、以及對方看得到的利益。
Setser 的建議是，臺灣應該把這些承諾具體化、數字化：50% 產能在美、包括 50% 先進製程、在明確的時間框架內。這不是小事，這是對臺灣半導體產業全球佈局的根本改變。但 Setser 認為，如果能用這樣的承諾換取較低的半導體關稅，對所有人都有好處——畢竟在先進製程領域，臺灣就是整個遊戲。
最後一個問題是：臺灣準備好做這樣的承諾了嗎？這不只是 TSMC 一家公司的決定，而是整個國家產業政策的選擇。在一個越來越分裂的世界裡，臺灣可能無法同時保持「全球化供應商」和「美國戰略夥伴」兩個身份。選擇的時刻正在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