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 Karp:嬉皮之子如何成為「幫軍方殺人」的科技執行長
Alex Karp 是矽谷最矛盾的存在:一個在德國拿哲學博士的極左派,父母都是嬉皮,卻創辦了一家與 CIA、國防部、ICE 合作的監控科技公司。當抗議者在他家門口高喊「Alex Karp is a coward」時,這位執行長如何面對自己的矛盾?從 DW 紀錄片深入剖析這位科技界最獨特的領導者。
本文整理自 DW Documentary 於 2026 年 1 月播出的紀錄片《Silicon Valley mastermind - Who’s behind Palantir’s “Gotham” surveillance software?》
「Alex Karp is a coward! Alex Karp is a coward!」(Alex Karp 是懦夫!)
抗議者站在加州帕羅奧圖的一棟住宅前,反覆高喊這句話。這棟房子的門框上掛著猶太教的門柱經文盒(mezuzah),象徵這是一個猶太家庭。抗議者要求屋主進行「Teshuvah」——希伯來語中「悔改」的意思。
屋主是 Alex Karp,Palantir Technologies 的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一家市值超過千億美元的大數據監控公司的掌門人。抗議者指控他的公司協助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追蹤無證移民,導致家庭分離、兒童被關進拘留設施。
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邪惡科技巨頭 vs. 正義抗議者」的故事。Alex Karp 本人可能是矽谷最矛盾的存在,而這種矛盾正是理解 Palantir 這家公司的關鍵。
嬉皮之子的養成
「我是嬉皮的孩子。」Alex Karp 在紀錄片中這樣介紹自己。
這不是修辭。Karp 1967 年出生於費城,父親是兒科醫師,母親是藝術家。他的成長環境充滿反戰、民權運動的氛圍。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在進入 Palantir 之前,他認識華盛頓特區的唯一原因就是去那裡參加抗議。
大學畢業後,Karp 沒有走上典型的矽谷路線。他去了德國,在法蘭克福大學(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攻讀哲學博士。這所大學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發源地,阿多諾(Theodor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等批判理論大師都曾在此任教。Karp 的博士論文主題與新康德主義(Neo-Kantianism)有關。
「你在法蘭克福大學拿了哲學博士,然後你就失業了。」Karp 在一次訪談中自嘲。拿著一個艱澀的歐陸哲學學位,他做過各種零工,直到一個老朋友找上門來,提出了一個瘋狂的想法。
那個老朋友是 Peter Thiel。
左與右的奇異組合
Peter Thiel 和 Alex Karp 在史丹佛大學認識,但兩人的政治立場南轅北轍。Thiel 是知名的右翼自由意志主義者,曾公開表示「我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可以相容」,後來成為美國總統川普的重要支持者,並在 2016 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Karp 則自認為「美國的極左派」,他支持全民醫療保險、教育平權、刑事司法改革。
「Peter 在政治上是右派,我在美國是極左派,」Karp 在紀錄片中解釋,「主要是因為我認為窮人應該有教育、有牙齒、不應該高比率入獄、應該有機會在有生之年出獄。」這段話的語氣帶著一絲諷刺——在美國政治光譜上,這些主張確實被視為「激進左翼」。
那麼,這兩個政治理念完全對立的人,怎麼會共同創辦一家公司,而且合作了超過二十年?
紀錄片給出了一個有趣的解釋:黑格爾(Hegel)。
「這是一個非常德國式的方法,」一位受訪者分析,「來自黑格爾的『揚棄矛盾』(Aufheben des Widerspruchs)概念。」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中,正題與反題的衝突不是要消滅彼此,而是要在更高的層次上整合。Thiel 和 Karp 的關係或許就是這樣:他們不是假裝沒有分歧,而是把分歧本身變成一種動力。
這種思維方式也體現在 Palantir 的企業文化中。Karp 在紀錄片中說:「我管理的是令人討厭的、難搞的人——包括我的父母。」他的意思是,Palantir 刻意招募那些不合群、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才,然後把他們的衝突能量轉化為創新動力。
「Team Rogue」:打破規則的文化
紀錄片揭露了 Palantir 早期一個非正式的內部團隊,叫做「Team Rogue」(流氓隊)。
「Team Rogue 是一群熱情地打破規則來解決問題的人,」一位前員工回憶,「這是一個非正式的群體,但它反映了公司的文化:如果現有的規則擋在問題解決的路上,那就繞過規則。」
這種文化聽起來很矽谷、很顛覆,但放在 Palantir 的業務脈絡中就顯得不太一樣。這家公司的客戶包括 CIA、NSA、國防部、ICE,以及各國政府的情報和執法單位。當你的工作是幫這些機構「繞過規則」時,界線在哪裡?
紀錄片中提到,Palantir 對離職員工有嚴格的保密協議。一位前員工說,他被要求簽署一份文件,承諾「直到永遠」都不會說 Palantir 的壞話。當他問律師「永遠」是什麼意思——是宗教意義上的永恆,還是地質學意義上的永恆——對方無法回答。「既然你不知道,我怎麼簽?」最後他沒有簽署,也沒有拿到離職補償。
這種保密文化讓 Palantir 蒙上一層神秘面紗。外界很難真正了解這家公司在做什麼,而 Alex Karp 似乎刻意維持這種狀態。他很少接受媒體採訪,幾乎不公開露面。紀錄片的製作團隊提到,他們從 2018 年就開始申請採訪,一直沒有成功。
「我們的產品會被用來殺人」
Alex Karp 不是一個迴避爭議的人。相反地,他經常主動觸及那些讓人不舒服的話題。
「我們的產品偶爾會被用來殺人。」這句話不是被媒體挖出來的,而是 Karp 自己在公開場合說的。
這種坦率是策略還是誠實?可能兩者都是。Karp 似乎認為,與其讓別人來定義 Palantir 是什麼,不如自己把最尖銳的事實擺上檯面。這讓批評者很難抓到把柄——你怎麼攻擊一個已經承認自己產品會殺人的人?
但承認事實不等於接受批評。在 ICE 爭議上,Karp 的立場是:Palantir 的軟體是用來追捕罪犯的,不是用來拆散家庭的。批評者認為這是詭辯——當你提供工具給一個執法機構,你就沒有資格說你不對它的行為負責。
紀錄片中有一個細節特別值得注意。當抗議者來到 Karp 家門口時,他們特意提到了門框上的猶太教經文盒。「我們看到你家門口有 mezuzah,」一位抗議者說,「我們來這裡是要把這裡變成真正的猶太家庭。因為猶太記憶、猶太實踐,不能容忍把孩子關進籠子裡。」
Karp 的猶太身份和他公司的業務之間存在著張力。他的祖先經歷過歐洲反猶主義的迫害,而現在他的公司被指控協助另一種形式的壓迫。這不是外部批評者強加的框架,而是 Karp 自己也在思考的問題。
「我曾經問自己,」Karp 在紀錄片中說,「如果我更年輕,還在大學裡,我會不會去抗議我自己?」
哲學家的辯護術
Karp 的哲學訓練讓他擅長一種特殊的辯論方式:承認複雜性,但拒絕簡單的道德判斷。
「這個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他在另一場訪談中說過類似的話,「我們面對的是灰色地帶。」這種說法在哲學課堂上可能很有說服力,但對於那些被 ICE 拘留的移民家庭來說,他們的處境恐怕很難被描述為「灰色地帶」。
紀錄片中一位出生於蘇聯的受訪者提供了一個尖銳的觀點:「以我的背景,這一切聽起來極度天真,也極度危險。列寧和史達林想要打造一個由工程師管理的最現代化國家。這就是矽谷在做的事:把整個世界科技化、修復整個世界。」
她引用了意第緒語作家巴什維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的話:「如果你面前有一個非常大的目標——修復世界——那麼把人當成物品來折磨,就變得非常容易。」
這或許是對 Karp 哲學立場最有力的批評。當你用「複雜性」和「灰色地帶」來為自己辯護時,你可能也在為任何事情辯護。
嬉皮之子的變形
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描繪了一個人們自願放棄自由的社會。人們不是被壓迫,而是被娛樂、被舒適、被麻痺到不再在乎自由。尼爾·波斯曼(Neil Postman)後來在《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中發展了這個觀點,認為赫胥黎的預言比歐威爾更準確。
Alex Karp 的故事或許代表了另一種變形:理想主義者如何在「改變世界」的過程中,變成了他們曾經反對的那種力量的工具。
一位前 Palantir 員工在紀錄片中說:「我現在回想,這是我履歷上的一個污點。這是黑暗的。」他沒有說明具體做了什麼讓他感到羞愧的事,但這種反省本身就很說明問題。
當然,Karp 不會同意這種描述。對他來說,Palantir 的使命是「修復西方世界的基礎建設」,讓民主國家在與威權體制的競爭中保持優勢。這個敘事框架下,與軍方和情報單位合作不是道德妥協,而是必要之舉。
「我們公司的核心使命,」Karp 說,「一直是讓西方,特別是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
矛盾如何共存
在紀錄片的最後,我們看到 Alex Karp 在一個悠閒的場景中——開著車,和當地人閒聊。他看起來不像一個掌管千億美元公司的執行長,更像是一個有點古怪的哲學教授。
這就是 Alex Karp 的矛盾所在。他同時是嬉皮之子和軍工複合體的合作者,是極左派和右翼資本家的事業夥伴,是哲學博士和「殺人產品」的製造者。這些身份似乎不可能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但它們確實存在。
或許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縮影。在科技、資本、權力的交織中,簡單的道德判斷越來越不適用。我們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系統——使用智慧型手機、接受演算法推薦、在社群媒體上留下數據足跡。Alex Karp 只是比我們更深入地進入了這個系統的核心。
這不是為他辯護。這只是試圖理解:一個嬉皮之子如何變成了他現在的樣子,而這個變化又說明了我們所處時代的什麼特質。
「如果我更年輕,還在大學裡,我會不會去抗議我自己?」
這個問題,Karp 沒有回答。或許答案本身就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