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antir 是什麼？從《魔戒》真知晶球到矽谷最神秘的監控巨頭

本文整理自 DW Documentary 於 2026 年 1 月播出的紀錄片《Silicon Valley mastermind - Who’s behind Palantir’s “Gotham” surveillance software?》

「我們的產品偶爾會被用來殺人。」

這句話出自一家市值超過千億美元的科技公司執行長之口。說這話的人不是軍火商，而是一個在德國拿哲學博士、父母都是嬉皮的矽谷創業家。這家公司叫 Palantir，而這位執行長叫 Alex Karp。

從《魔戒》到矽谷：一個名字的隱喻

Palantir 這個名字來自托爾金（J.R.R. Tolkien）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在小說中，Palantír（真知晶球）是一種能夠讓使用者看見遠方事物的神秘石球，但它也有黑暗的一面——邪惡的索倫（Sauron）透過它監視中土世界，而白袍巫師薩魯曼（Saruman）也因為凝視晶球而被腐化。選擇這個名字，究竟是創辦人的自嘲，還是一種警示？

Palantir Technologies 成立於 2003 年，總部位於矽谷的帕羅奧圖（Palo Alto）。公司有兩位關鍵人物：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Alex Karp，以及另一位共同創辦人、億萬富翁 Peter Thiel。Thiel 更為人所知的身份是 PayPal 的共同創辦人、Facebook 的早期投資人，以及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支持者。

這家公司做的事情，用一句話說就是：把散落各處的數據整合起來，讓你看見原本看不見的關聯。聽起來很中性，但當這個「你」是政府情報單位、軍方、或移民執法機構時，事情就變得複雜了。

911 催生的公司：當政府向「瘋子」求助

要理解 Palantir，必須回到 2001 年 9 月 11 日。那場恐怖攻擊暴露了美國情報系統的致命弱點：各單位手上都有碎片化的資訊，但沒有人能把它們拼起來。事後調查發現，如果 FBI、CIA、NSA 的資料能夠整合，攻擊或許可以被預防。

「911 之後，政府說：這是巨大的情報失敗，我們必須處理。」紀錄片中一位受訪者回憶，「五角大廈和 CIA 說：讓我們放一些瘋子進來吧。他們在加州找到了這些瘋子。那就是 Palantir 誕生的地方。」

Peter Thiel 的想法是，把他們在 PayPal 用來偵測網路詐騙的方法論，應用到更大規模的資料分析上。PayPal 當年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數百萬筆交易中找出那些詐騙行為？答案是模式辨識、異常偵測、以及把不同來源的數據關聯起來。把這套邏輯放大一千倍、一萬倍，就是 Palantir 的核心能力。

兩套產品，兩種戰場

Palantir 有兩個主要產品，名字都很有意思。第一個叫 Gotham——是的，就是蝙蝠俠（Batman）故事中那個犯罪猖獗、需要黑暗騎士守護的城市「高譚市」。這個產品主要賣給政府和情報單位。第二個叫 Foundry，主要面向企業客戶。

Gotham 的設計邏輯是這樣的：想像你是一個情報分析師，你手上有監視器畫面、手機通訊紀錄、銀行交易資料、社群媒體貼文、航班紀錄、車輛追蹤資料。這些資料格式不同、存在不同系統、由不同單位管理。傳統上，你要花大量時間手動彙整。Gotham 把這一切自動化，讓你可以在一個介面上看到所有關聯。

「Palantir 的早期價值很明確，」紀錄片中一位分析師說，「他們去找那些從 2003、2004 年就開始運作的機構，這些機構對自己的數據毫無概觀。Palantir 把一切整合到一個地方。」

這種能力在反恐戰爭中被證明極為有效。雖然 Palantir 從不公開談論具體案例，但外界普遍認為，該公司的技術在追捕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的行動中扮演了角色。當記者問 Alex Karp 是否協助找到賓拉登時，他的回答很典型：「我們顯然不會談論我們的成功或失敗。」

預測性警務：當演算法決定誰是嫌疑犯

如果 Palantir 只用於追捕恐怖分子，爭議或許會小一些。但這項技術的應用範圍遠不止於此。

紀錄片花了相當篇幅討論德國黑森邦（Hessen）使用 Palantir 進行「預測性警務」（predictive policing）的案例。這個概念的先驅是德國聯邦刑事警察局前局長 Horst Herold，他在 1970 年代就提出用電腦預測未來犯罪的構想。某種程度上，Palantir 實現了他的願景。

預測性警務的邏輯是：透過分析歷史犯罪數據、人口統計、社會經濟指標等，預測哪些地區、哪些時段最可能發生犯罪，甚至預測哪些人最可能犯罪。警方可以據此調配資源，在犯罪發生前就部署警力。

這聽起來像是科幻電影《關鍵報告》（Minority Report）的情節，而它確實引發了類似的倫理爭議。批評者指出，這種系統可能導致「自我實現的預言」：如果演算法認定某個社區是高風險區域，警方就會在那裡部署更多警力、進行更多盤查，結果當然會「發現」更多犯罪，進而「證實」演算法的預測是正確的。這對低收入社區、少數族裔社區的影響尤其嚴重。

2023 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做出了一項重要判決，限制了自動化數據分析的使用範圍。這對 Palantir 在德國的業務造成了衝擊，雖然既有合約並未被取消。

ICE 爭議：當科技成為驅逐工具

但真正讓 Palantir 成為爭議焦點的，是它與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的合作。

「Palantir，你知道這是真的，ICE 的罪行靠你成真。你把孩子關進籠子裡。」這是抗議者在 Alex Karp 位於帕羅奧圖住家門口高喊的口號。紀錄片拍攝了這些抗議場景：一群自稱「憤怒奶奶」（Raging Grannies）的年長女性，已經第五次來到這裡示威。

抗議者的指控是，Palantir 的軟體被用來追蹤無證移民，導致家庭分離、兒童被關押在拘留設施中。Alex Karp 曾辯稱，ICE 使用 Palantir 的目的是追捕罪犯，但批評者認為這是避重就輕。

「我是猶太人，我的祖先死於大屠殺，」一位抗議者在紀錄片中說，「我的祖母在水晶之夜後勉強逃脫。如果我們不能把歷史教訓應用到現在，那學歷史還有什麼意義？」

這個場景極具諷刺意味。Alex Karp 本人也是猶太裔，他家門口掛著猶太教的門柱經文盒（mezuzah）。抗議者站在這個象徵猶太家庭的符號前，呼籲屋主進行「Teshuvah」（悔改）。

監控資本主義的具體化身

要理解 Palantir 引發的焦慮，有一本書很值得參考：哈佛商學院教授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祖博夫在書中描述了一種新的經濟邏輯：科技公司透過追蹤、預測、操縱人類行為來獲利，而這一切都建立在無所不在的監控之上。

Palantir 與祖博夫描述的 Google、Facebook 略有不同。後者的商業模式是把用戶數據賣給廣告商，Palantir 則是直接把監控能力賣給政府。但本質上，它們都在做同一件事：把「可見性」（visibility）轉化為「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

韓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透明社會》（The Transparency Society）中提出了另一個角度。他認為，當代社會的問題不只是「被監控」，而是人們開始「自願透明化」——我們主動在社群媒體上暴露自己，把隱私視為過時的概念。Palantir 這樣的公司只是把這些散落的自願暴露整合起來，讓監控變得更有效率。

這讓人想起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歐威爾擔心的是外部強加的壓迫——老大哥在看著你。赫胥黎擔心的是內部的馴化——人們會愛上讓他們失去思考能力的技術。Palantir 或許兼具兩者：它既是國家機器的延伸，也仰賴我們每天生產的數據痕跡。

一家 17 年不賺錢的公司如何存活

Palantir 的財務狀況也是一個謎。這家公司在 2020 年上市前，營運了 17 年從未獲利。它的早期客戶幾乎都是政府單位，而政府合約的特點是：金額大、週期長、但利潤率不見得高。

更特別的是，Palantir 的服務模式。它不只賣軟體，還會派駐工程師到客戶端，協助導入和客製化。這種「白手套服務」讓客戶黏著度極高，但也意味著高昂的人力成本。紀錄片中提到，Palantir 早期的商業專案是「絕對的災難」，因為公司沒有服務企業客戶的經驗。

那它靠什麼撐過來的？答案是 Peter Thiel 的資金，以及對「長期主義」的堅持。Karp 在紀錄片中說：「Palantir 有趣的地方是，我們會在大眾意識到之前五到十年，就建構好某種看待世界的方式，而這種方式最終會拯救你的機構，在許多情況下，拯救你的生命。」

這種說法聽起來像是為虧損找藉口，但 Palantir 的股價表現確實驚人。2020 年上市時市值約 200 億美元，到 2025 年底已經突破千億美元，成為美國最大的軟體公司之一。AI 浪潮的到來讓 Palantir 受益匪淺——它的 AIP（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tform）產品把大型語言模型整合進既有的數據分析平台，讓政府和企業客戶可以用自然語言查詢複雜的數據關聯。

我們該如何思考 Palantir？

紀錄片中有一段訪談特別值得深思。一位出生於蘇聯的受訪者說：「以我的背景，這一切聽起來極度天真，也極度危險。列寧和後來的史達林，想要打造一個由工程師管理的最現代化國家。這就是矽谷在做的事：把整個世界科技化、修復整個世界。」

她引用了意第緒語作家巴什維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的話：「如果你面前有一個非常大的目標——修復世界——那麼把人當成物品來折磨，就變得非常容易。」

這或許是思考 Palantir 最重要的框架。問題不在於技術本身好或壞，而在於：當我們把「看見一切」的能力交給國家機器時，該由誰來監督監督者？當效率和安全成為至高價值時，自由和隱私要被犧牲到什麼程度？

Alex Karp 在紀錄片中承認，他曾經問自己：「如果我更年輕，還在大學裡，我會不會去抗議我自己？」這是一個好問題。而對於我們這些不在 Palantir 工作、卻每天都在產生數據的人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或許是：我們是否已經無意識地接受了，我們的數位足跡可以被無限期保留、被無限度地分析？

《魔戒》中，凝視真知晶球的人最終都會付出代價。在這個比喻裡，我們每個人或許都已經是那顆晶球的一部分——不是凝視者，而是被凝視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