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Thiel 的權力帝國：從 PayPal 教父到川普政府的科技金主

本文整理自 DW Documentary 於 2026 年 1 月播出的紀錄片《Silicon Valley mastermind - Who’s behind Palantir’s “Gotham” surveillance software?》

「I’m Peter Thiel. I’m not a politician, but neither is Donald Trump. He is a builder, and it’s time to rebuild America.」（我是 Peter Thiel。我不是政治人物，但川普也不是。他是建設者，而現在是重建美國的時候了。）

2016 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這位矽谷億萬富翁走上台，公開為川普背書。他是那一年科技圈少數願意支持川普的人，在矽谷自由派主導的氛圍中顯得格格不入。

但 Peter Thiel 從來不在乎格格不入。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建立在反直覺、反主流、反共識之上。而 Palantir——這家他與 Alex Karp 共同創辦的監控巨頭——或許是他最能體現這種思維的投資。

PayPal 教父：矽谷權力網絡的起點

要理解 Peter Thiel 今天的影響力，必須從 PayPal 說起。

1998 年，Thiel 與 Max Levchin 共同創辦了 PayPal。這家公司後來成為矽谷歷史上最重要的人才搖籃之一。2002 年 PayPal 被 eBay 收購後，其創辦團隊和早期員工四散創業，創造了令人咋舌的成就：

Elon Musk 創辦了 SpaceX 和 Tesla（嚴格說是加入後主導）。Reid Hoffman 創辦了 LinkedIn。Steve Chen、Chad Hurley、Jawed Karim 創辦了 YouTube。Jeremy Stoppelman 和 Russel Simmons 創辦了 Yelp。這個群體被稱為「PayPal Mafia」（PayPal 黑幫），而 Peter Thiel 被視為「教父」。

這不只是創業成就的問題。PayPal Mafia 代表了一種特殊的矽谷文化：極度自信、鄙視傳統權威、相信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對失敗有高度容忍度。這種文化後來被無數創業公司模仿，成為矽谷神話的一部分。

Thiel 在這個網絡中的位置非常獨特。他不是最有名的（那個位置屬於 Elon Musk），但他可能是最有影響力的。作為 Founders Fund 的創辦合夥人，他是許多科技公司的早期投資者。他在 2004 年對 Facebook 的 50 萬美元投資——這是 Facebook 的第一筆外部投資——最終回報了超過 10 億美元。

從 PayPal 到 Palantir：方法論的延伸

紀錄片揭露了 Palantir 誕生的背景。911 事件後，美國政府意識到情報系統的巨大漏洞：各單位手上都有碎片化的資訊，但沒有人能把它們拼起來。

Peter Thiel 看到了機會。他的構想是，把 PayPal 用來偵測網路詐騙的方法論，應用到更大規模的數據分析上。PayPal 當年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數百萬筆交易中找出詐騙行為？答案是模式辨識、異常偵測、以及把不同來源的數據關聯起來。把這套邏輯放大一千倍、一萬倍，就可以用來追蹤恐怖分子。

「Peter 有一天打電話給我，」Alex Karp 在紀錄片中回憶，「說他有個很棒的想法。那個想法就是把他們在 PayPal 用來找網路罪犯的方法論，應用到數據視覺化上。」

這個想法聽起來很技術，但背後的邏輯很政治。Thiel 一直認為，私人企業可以比政府更有效率地解決問題。Palantir 的存在就是這個信念的實踐：與其讓政府自己建造笨重的 IT 系統，不如讓矽谷的創業家來做。

但 Thiel 的政治立場不止於此。他是一個公開的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對民主制度本身抱持懷疑態度。2009 年，他在 Cato Institute 的一篇文章中寫道：「I no longer believe that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e compatible.」（我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可以相容。）

這句話引發了巨大爭議。Thiel 的論點是，民主制度導致福利國家的擴張，而福利國家侵蝕了個人自由。他甚至表示對女性獲得投票權感到遺憾，因為女性傾向於支持擴大政府的政黨。雖然他後來試圖澄清這些言論，但它們揭示了一種思維：科技菁英比普通選民更知道什麼是好的。

極右與極左的聯盟

Palantir 最有趣的地方之一，是它的兩位創辦人在政治光譜上處於完全相反的位置。

Peter Thiel 是右翼：支持川普、質疑民主、反對移民、資助保守派媒體和政治運動。Alex Karp 是左翼：支持全民醫療保險、刑事司法改革、曾經是抗議者。

他們怎麼合作的？

紀錄片中有一段有趣的分析。一位受訪者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德國式的方法」，來自黑格爾（Hegel）的哲學傳統。黑格爾的辯證法認為，正題與反題的衝突會產生合題——矛盾不是要被消除，而是要被揚棄（Aufheben），在更高的層次上整合。

這聽起來很抽象，但在 Palantir 的脈絡中卻很具體。Thiel 帶來了資金、人脈、以及對政府客戶的理解。Karp 帶來了哲學訓練、對科技倫理的敏感度、以及（至少在外觀上）對左翼批評的回應能力。他們的矛盾不是障礙，而是資產：Palantir 可以同時向保守派展示它的強硬（和軍方、情報單位合作），也可以向自由派展示它的反思（執行長會自問是否應該被抗議）。

這是一種雙贏策略，但也是一種精心計算的政治表演。

川普的科技金主

2016 年大選是 Peter Thiel 從幕後走向台前的轉折點。

在矽谷幾乎一面倒支持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的氛圍中，Thiel 公開支持川普，並捐款 125 萬美元給他的競選活動。更重要的是，他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成為川普在科技圈最有名的支持者。

「他有一天打電話給我，」紀錄片中引述了這樣的說法，川普感謝 Thiel 的支持。Thiel 後來成為川普過渡團隊的成員，雖然他最終沒有接受任何正式政府職位。

Thiel 支持川普的原因是什麼？表面上，他強調的是「建設者」精神——川普是商人，不是職業政客，會用商業思維來治理國家。但更深層的原因可能與他對民主制度的懷疑有關。川普代表了一種對「建制派」的反叛，而 Thiel 一直對建制派——無論是政治建制派還是科技建制派——抱持敵意。

川普政府第一任期內，Palantir 獲得了大量政府合約。這不見得是直接的利益輸送——Palantir 在歐巴馬政府時期就已經是重要的政府承包商——但 Thiel 與川普的關係無疑增強了 Palantir 在政府圈的能見度和影響力。

到了 2024 年，川普第二度當選，Thiel 的政治網絡已經更加龐大。他資助的政治人物遍布共和黨，其中包括 J.D. Vance——Thiel 曾投資他的創投基金，而 Vance 後來成為川普的副手。這意味著，Thiel 的影響力已經從科技圈延伸到最高層級的政治決策。

科技菁英的政治轉向

Peter Thiel 不是唯一一個從自由派矽谷轉向支持共和黨的科技菁英，但他是最早、也最顯著的一個。

傳統上，矽谷被視為自由派的地盤。大多數科技創辦人支持民主黨，公司的公開立場傾向於進步議題：氣候變遷、多元性、LGBTQ 權利。Google、Facebook、Apple 的政治捐款大多流向民主黨候選人。

但過去幾年，一股暗流正在形成。越來越多的科技人士對民主黨感到失望——有些是因為監管（加密貨幣圈對 SEC 的敵意）、有些是因為稅收、有些是因為對「覺醒文化」（woke culture）的反感。Thiel 成為這股暗流的指標人物。

紀錄片中 Alex Karp 的一段話很能說明這種氛圍：「我是嬉皮的孩子。我只知道華盛頓是去抗議的地方。我的共同創辦人在政治上是右派，我在美國是極左派。」這種對比本身就說明了矽谷的變化：曾經，左派是默認立場；現在，左右聯盟成為可能。

Thiel 的政治影響力不只是透過捐款。他創辦了一個叫「Thiel Fellowship」的計畫，每年選出 20-30 個年輕人，給他們 10 萬美元，條件是輟學去創業。這個計畫表面上是支持創新，但也傳遞了一個訊息：傳統教育制度是過時的、阻礙創新的。這是一種對現有秩序的挑戰，與他的政治立場一脈相承。

權力的拼圖

把 Peter Thiel 的各種角色拼在一起，你會看到一幅令人不安的圖像：

他是 Palantir 的共同創辦人，這家公司為 CIA、NSA、國防部、ICE 提供監控技術。他是川普的重要金主，而川普政府使用了這些監控技術。他是許多科技公司的投資者，這些公司產生了大量的用戶數據。他是保守派政治運動的資助者，這些運動正在重塑美國的政治版圖。

這些角色之間有沒有利益衝突？當然有。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角色如何互相強化。Thiel 的投資成功讓他有錢資助政治；政治影響力讓他的投資更有價值；Palantir 的政府合約讓他同時在商業和政治兩個領域都有籌碼。

這不是陰謀論。這只是觀察一個聰明人如何最大化他的影響力。

從《1984》到《Atlas Shrugged》

如果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代表了對國家監控的恐懼，那麼理解 Peter Thiel 可能需要另一本書：俄裔美籍作家艾茵·蘭德（Ayn Rand）的《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

蘭德是自由意志主義的精神導師，她發展出一套稱為「客觀主義」的哲學體系。《阿特拉斯聳聳肩》被譽為「繼《聖經》之後對當代美國人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描繪了一個「生產者」對抗「寄生蟲」的世界：有能力的企業家和發明家被政府和平庸大眾拖累，最終選擇罷工、退出社會。這本書的中心訊息是：菁英有權利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應該被要求為「公共利益」犧牲。

Thiel 曾多次引用蘭德的作品。他對民主的懷疑、對政府的敵意、對菁英統治的嚮往，都帶有蘭德思想的影子。Palantir 的存在可以被解讀為這種思維的實踐：與其讓笨拙的政府自己做事，不如讓聰明的私人企業來做，然後政府付錢。

但蘭德的願景有一個問題：她的小說中，菁英最終是「退出」社會，隱匿到一個她稱為「亞特蘭提斯」的純粹資本主義烏托邦。而 Thiel 和 Palantir 做的恰恰相反——他們深入到國家機器的核心，成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不是「退出」，而是「接管」。

紀錄片中有一位出生於蘇聯的受訪者對此發出警告：「列寧和史達林想要打造一個由工程師管理的最現代化國家。這就是矽谷在做的事。」

這個比較可能讓 Thiel 不高興——他公開反對社會主義——但核心問題是一樣的：當一小群人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懂得如何管理社會，危險就產生了。無論這群人的意識形態是左派還是右派。

我們該如何看待 Peter Thiel？

Peter Thiel 是一個複雜的人物，簡單的標籤無法概括他。他是天才投資者、政治操盤手、哲學思想家、矽谷叛徒，同時也是監控資本主義的受益者和推動者。

紀錄片沒有提供簡單的結論，也許是因為這個主題本身就抗拒簡單化。Palantir 的技術可以用來追捕恐怖分子，也可以用來拆散移民家庭。Peter Thiel 可以被視為捍衛自由的英雄，也可以被視為威權主義的同路人。這取決於你站在哪個角度看。

但有一點是清楚的：Thiel 的影響力正在擴大，而且這種影響力跨越了科技、金融、政治的邊界。在川普第二任期的美國，他的網絡將會更加強大。

這意味著什麼？也許意味著，矽谷和華盛頓之間的界線將會越來越模糊。科技公司不再只是提供服務的廠商，而是權力結構的一部分。而像 Thiel 這樣的人物，同時站在兩邊，成為連接兩個世界的節點。

《一九八四》警告我們提防老大哥。但也許真正的老大哥不是一個人或一個政府，而是一個網絡——一個由科技、資本、政治編織而成的權力網絡。Peter Thiel 是這個網絡中的一個重要節點，但他不是唯一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在這個網絡中，「誰在看著誰」已經變得模糊不清。而這，或許正是最讓人不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