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代 vs 2020 年代：達沃斯「世紀對話」揭示的五大警訊

本文整理自 2026 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場次「Decade Déjà Vu: Are the 2020s the New 1920s?」

2026 年達沃斯論壇上，一場別開生面的對話吸引了全場目光。主持人 Andrew Ross Sorkin（紐約時報記者、《乙太幣 Too Big to Fail》作者）邀請了四位重量級人物——BlackRock 執行長 Larry Fink、Citadel 創辦人 Ken Griffin、歐洲央行總裁 Christine Lagarde、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 Adam Tooze——共同探討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我們是否正在重蹈 1920 年代的覆轍？

這不是一場學術討論。在場的人管理著數兆美元資產、制定著影響全球的貨幣政策。他們的擔憂，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警訊一：技術革命的既視感

歷史學家 Adam Tooze 開場就點出 1920 年代最被忽略的特徵：那是電氣化與大規模生產的黃金時代。福特主義（Fordism）成為全球現象，代表著一種新的社會契約——高工資換取高效率，高效率創造高消費，形成正向循環。電網擴張、內燃機普及、裝配線革命，讓生產力出現前所未有的躍升。

Lagarde 接過話頭，將這幅圖景與今日對照。她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經濟的全面數位化，特別是人工智慧的崛起。股市表現亮眼，不只在已開發國家，新興市場也是如此。這些都與 1920 年代驚人地相似。

但她隨即點出一個關鍵差異：1920 年代的技術可以在國界內擴散，一個國家可以獨立發展自己的電網與工廠。今天的 AI 不一樣——開發一個前沿模型需要約 10 億美元，需要盡可能大的資料存取，需要全球規模來攤銷成本。如果世界走向碎片化，這些投資的回報將大打折扣。

警訊二：美元霸權的脆弱性

Tooze 提出一個常被遺忘的歷史事實：1920 年代是「自由主義霸權的第一個單極時刻」。一戰結束後，自由主義陣營取得了壓倒性勝利——美國、英國、法國主導全球秩序，俄國則在革命後退出了這個體系。

這個秩序的基礎是什麼？是美元的金融霸權。當時的決策者相信，即使凡爾賽和約在政治上失敗、國際聯盟形同虛設，技術與金融的力量可以填補空白，維持全球穩定。金本位制度越來越以美元為中心，華爾街的資金流向世界各地。

聽起來是否很熟悉？Tooze 直言，1920 年代的教訓是：美國因為國內政治因素，最終放棄了它的霸權責任。當全球需要美國領導時，美國選擇了退縮。這正是 1920 年代末期全球秩序崩潰的關鍵原因。

警訊三：主權債務的定時炸彈

Ken Griffin 認為，當前與 1920 年代最大的差異在於「魯莽」的來源不同。1920 年代的魯莽來自私人資本市場——過度投機、槓桿過高、監管不足。但今天的魯莽來自政府支出，全球幾乎所有政府都在超支，這才是我們這個歷史時刻真正的風險所在。

數字說明一切：1920 年代的美國有財政盈餘，今天的美國背負 38 兆美元國債。更令人擔憂的是，2008 年金融危機與 2020 年疫情已經建立了一套「劇本」——出事就撒錢。Ben Bernanke 在 2008 年這樣做了，各國政府在疫情期間又這樣做了，而且規模更大。

主持人 Sorkin 提出一個尖銳問題：債券市場是否存在一條隱形的紅線？當投資人不再買單，當那條線從隱形變成紅色，財政刺激的工具箱裡還剩什麼？

Lagarde 的回答務實但不令人安心。她說，不是所有債務都一樣。用於生產性投資或國家安全的債務，總會找到願意融資的人；用於非生產性目的的債務，則會越來越難借到。她不願意說出一個明確的紅線數字，但言下之意很清楚：債務的「用途」比「數量」更重要，而很多國家的債務用途令人擔憂。

警訊四：央行獨立性的挑戰

Sorkin 分享了一個歷史細節：他曾翻閱 1920 年代聯準會理事的日記，發現他們極度擔憂政治壓力。當時的擔憂不是總統直接下令，而是害怕國會會解散這個「實驗性」機構。聯準會在 1913 年才成立，到了 1920 年代仍然根基不穩，決策者生怕一個錯誤就會讓國會說「夠了，我們不需要央行」。

這個討論在 2026 年的達沃斯有特殊意義。Lagarde 透露，她與其他央行首長不久前才共同簽署公開信，捍衛央行獨立性。她推崇 Paul Volcker 為打破央行對政治依賴的英雄——Volcker 在 1980 年代頂住了來自雷根政府的巨大壓力，即使代價是短期經濟衰退，也要確保價格穩定。

Tooze 補充了重要的歷史脈絡：央行獨立性這個概念本身就是 1920 年代的產物。當時歐洲的老牌央行——英格蘭銀行、法蘭西銀行——必須面對一個新現實：現代民主政治的興起。多黨制、民粹主義、社會民主黨、右翼勢力，各種政治力量都想對貨幣政策指手畫腳。央行獨立性的設計，就是為了在這種壓力下保護貨幣政策的專業性。

警訊五：關稅戰的幽靈

Sorkin 提醒在座，1930 年發生了什麼事。胡佛總統為了兌現對農民的選舉承諾，決定實施大規模關稅。當時每一位經濟學家、每一位銀行家都跑到華盛頓跪求：拜託不要這樣做，我們剛經歷 1929 年崩盤，現在實施關稅會是災難。但胡佛說，我已經承諾了，必須兌現。一年後，全球貿易暴跌 60%。

Tooze 認為，目前的情況與 1930 年代有一個關鍵差異：我們沒有金本位制的僵化約束。1930 年代的災難是關稅加上貨幣制度崩潰加上全面配額制的三重打擊，我們離那種情況還很遠。目前的關稅更像是傳統貿易戰，不好，但不是系統性崩潰。

但他也坦言，最令人困擾的是關稅政策的不可預測性。歷史上的關稅政策通常是穩定的，企業可以據此規劃。現在的情況是每週都不知道美國關稅會是多少，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是一種傷害。

Lagarde 引用德國基爾研究所的研究，指出目前關稅的負擔有 96% 落在美國消費者與進口商身上。這不是在懲罰外國，是在懲罰自己人。

「我們都有責任」

當被問及我們究竟身處哪個歷史時刻，Lagarde 引用了音樂劇《乙太幣 Hamilton》中的一句台詞：「What comes next?」她說，這正是我們所有人都在問的問題。但她緊接著說，我們都對接下來發生的事負有責任，她的請求是：至少維持最低限度的合作。

這場對話的潛台詞很清楚：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會押韻。1929 年的崩盤並非命中注定，而是一連串政策失誤與合作失敗的結果——關稅、貨幣政策僵化、美國退縮、各國各掃門前雪。今天的我們擁有更多工具、更多資訊、更多政策彈性，但也面臨更高的債務、更大的地緣政治分裂、更不確定的領導。

問題不是我們是否會重蹈覆轍，而是我們是否有智慧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