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是救世主還是泡沫？達沃斯頂尖投資人的分歧與共識

本文整理自 2026 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場次「Decade Déjà Vu: Are the 2020s the New 1920s?」

當全球最有權勢的投資人與央行總裁齊聚達沃斯，討論 1920 年代與 2020 年代的相似之處時，AI 成為無法迴避的核心議題。它究竟是能拯救全球經濟脫離債務泥沼的救世主，還是另一場等待破滅的泡沫？

有趣的是，這些掌握數兆美元資產的人，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一致。

「世界需要一個救世主，希望是 AI」

Citadel 創辦人 Ken Griffin 一開場就點出當前困境的本質。他說，這個歷史時刻的魯莽不在私人資本市場，而在政府——全球幾乎所有政府都在超支，這是前所未有的。世界需要一個救世主來解決這個問題，而大家的希望是 AI 能成為那個救世主，帶來我們急需的生產力提升。

但 Griffin 隨即潑了一盆冷水：問題在於，我們還不知道 AI 能否兌現這個承諾。

他坦言，AI 領域存在大量炒作，而這些炒作在某種程度上是必要的。你不可能在沒有炒作的情況下募集到數千億美元的投資。光是 2026 年，美國的資料中心資本支出就將達到約 6,000 億美元——Larry Fink 在旁邊插話說，他認為數字會更高。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豪賭，而賭注是 AI 真的能改變一切。

「不是泡沫，但會有大失敗」

BlackRock 執行長 Larry Fink 的態度比 Griffin 樂觀一些，但也帶著明顯的保留。他說，當人們問他 AI 是否是泡沫時，他的回答是：我認為會有一些重大失敗，但我不認為我們處於泡沫中。

Fink 的樂觀有一個重要前提：技術必須擴散到六大超級運算公司之外。如果技術只是這幾家巨頭的領域，那我們會失敗。關鍵問題是技術擴散的速度有多快、被採納的速度有多快。

他也點出一個容易被忽略的風險：AI 晶片的生命週期。現在大家都在瘋狂投資資料中心，但這些資料中心裡的晶片能用多久？如果技術變化太快，晶片一年就過時，那麼現在的巨額投資就會變成壞帳。但如果晶片能用四到五年，之後還能轉作雲端運算用途，這些投資就會是好投資。問題是，沒有人知道答案。

Lagarde 的三重警告

歐洲央行總裁 Christine Lagarde 不否認 AI 可能帶來巨大的生產力提升，但她要求大家正視 AI 的三重代價。

首先是資本密集。開發一個前沿模型現在需要約 10 億美元，這不是小公司玩得起的遊戲。其次是能源密集。資料中心需要大量電力，而使用什麼樣的能源很重要——如果全靠燃煤發電，AI 帶來的效率提升可能被氣候成本抵消。第三是資料密集。AI 需要盡可能大的資料存取，但全球的隱私法規各不相同，保護主義壁壘正在升高。

Lagarde 特別強調一個關鍵差異：1920 年代的技術突破——電氣化、裝配線、內燃機——可以在國界內擴散，一個國家可以獨立發展。但 AI 不一樣，它需要全球規模的資料與市場才能發揮潛力。如果世界走向碎片化——不同的標準、不同的授權、不同的資料存取規則——AI 的生產力提升將大打折扣。這只能透過合作來解決，而合作正是目前最缺乏的東西。

「西方不合作，中國就贏了」

Fink 把 Lagarde 的觀點推向更尖銳的結論。他說，如果西方經濟體不合作、不擴大規模，中國就會贏。中國有足夠的人口規模，隱私法規也完全不同，他們能夠累積的資料量給了他們巨大優勢。

這個觀點將 AI 競賽從純商業層面提升到地緣政治層面。西方國家面臨一個兩難：一方面，各國有各自的隱私標準與監管偏好，這些是民主社會的選擇；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整合市場與資料，西方在 AI 競賽中可能會輸給一個不受這些約束的對手。

別忘了人

在一片關於投資、晶片、地緣政治的討論中，Lagarde 提出了最人性化的關切。她說，除非我們活在凱因斯夢想的世界裡——工作變成一種選擇——而她在中期看不到這個可能性，我們必須理解 AI 對人的影響。否則我們就是在冒社會分裂的風險。

這呼應了整場對話的核心張力：技術進步與社會穩定之間的平衡。1920 年代的福特主義曾經提供一個答案——高工資、高效率、高消費的社會契約，讓技術進步的紅利被廣泛分享。AI 時代的社會契約會是什麼樣子？工作會消失嗎？紅利會如何分配？這些問題沒有人能回答，但每個人都知道答案很重要。

救世主的條件

這場對話揭示了一個弔詭：全球最有權勢的人正在押注 AI，但他們對 AI 能否成功也充滿疑慮。他們的錢說 AI 會改變一切，但他們的話說我們還不知道。

如果 AI 真的要成為救世主——拯救世界脫離債務困境、帶來新一波生產力躍升——需要滿足幾個條件。技術必須民主化，不能只是科技巨頭的專利。西方國家必須找到合作的方式，在維持各自價值的同時建立足夠的規模。投資的時機與晶片的生命週期必須對得上，否則數千億美元會變成沉沒成本。社會必須找到新的契約來處理就業衝擊，讓技術進步的紅利被分享而非集中。

這些條件能否滿足？沒有人知道。正如 Lagarde 引用《Hamilton》音樂劇的那句台詞：What comes next? 我們都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