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住了 15 年的美國人，拆解西方世界對中國 AI 野心的七大誤判

本文整理自 GSA 執行長 Jodi Shelton 的 Podcast「A Bit Personal」，來賓為中國問題專家、《Young China》作者 Zak Dychtwald。這集跳脫慣常的 CEO 個人故事，改以「中國認知校準」為主題，為 Jodi 後續兩集中國企業 CEO 訪談做鋪墊。

我的觀察

在寫這篇整理之前，我想先說為什麼這集對臺灣讀者格外重要。

臺灣人對中國的認知，處在一個很弔詭的位置。我們比美國人更近、更熟悉，卻不見得更準確。美國人的問題是「太不了解」——他們想到中國，腦中浮現的是政府、監控、冷戰殘餘的善惡敘事，Zak Dychtwald 這集花了很大力氣拆解這些。但臺灣人的問題可能更微妙：我們覺得自己了解，但看到的其實是另一個版本的演算法濾鏡。

想想我們每天接收中國資訊的管道。有些人滑微信群組，看到的是一個版本的中國；有些人看 LINE 群傳的新聞連結，看到的是另一個版本；有些人看 PTT 或社群媒體，看到的又是第三個版本。電視台的中國報導越來越少人看，但取而代之的不是更多元的資訊管道，而是更窄、更同溫層的演算法推送。政治光譜更放大了這個效應——偏藍的人可能更容易看到中國發展正面的一面，偏綠的人可能更容易看到威脅與壓迫的一面。兩邊都是濾鏡，兩邊都有盲區。沒有人看到的是完整的、立體的、充滿矛盾的真實中國——就像 Dychtwald 在這集裡呈現的那個樣子。

這場對談有幾個觀點，我認為對臺灣讀者衝擊最大。

第一，「今天是中國企業全球化最弱的一天」。 這句話的重量，做半導體的人應該最懂。中國企業目前在全球管理、品牌信任、跨文化溝通上確實還有很多短板，但 Dychtwald 的意思是：這些短板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被補上。你覺得中國企業出海還很笨拙？對，但去年更笨拙，明年會更成熟。

第二，「生活劇變指數」（Lived Change Index）。 他自創了一個概念：1990 年出生的美國人，一輩子看到人均 GDP 成長 3 倍；同年出生的中國人，看到的是 33 倍。印度 5 倍，巴西 2.3 倍，德國 1.9 倍，全球前 40 大經濟體幾乎都在 10 倍以內。這個 33 倍不只是經濟數字，它塑造了一整個世代的自信、期待和對未來的想像。臺灣自己也經歷過類似的壓縮式現代化——我們的父母輩也看過村莊變城市、腳踏車變汽車——但我們太容易忘記這種加速感對一個 14 億人口的社會意味著什麼。

第三，「創新管道」的概念。 Dychtwald 建議西方企業不只是在中國設銷售團隊，而是要建立從中國回流到總部的創新管道。這不只是美國企業的功課，臺灣企業同樣需要從中國市場汲取創新靈感——尤其是在消費科技、行動支付、電動車使用體驗這些領域，中國確實走在前面。但政治氛圍讓這件事變得越來越難說出口。不說出口，不代表不需要做。

以下是這場對談的完整整理。

開場：為什麼要請一個美國人來講中國

主持人 Jodi Shelton 是 GSA（全球半導體聯盟）的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在半導體產業深耕數十年。她解釋這集的定位：她接下來要播出兩集中國企業 CEO 的深度訪談——新能源企業家 Wayne Dai 和 Leo Lee，兩人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農場長大，後來自力到美國念大學。在播出這兩集之前，她想先請一位「中國導遊」幫聽眾做認知校準。她選的導遊是 Zak Dychtwald。

Zak Dychtwald 是誰：一個被中國科幻吸引的柏克萊小孩

Dychtwald 來自北加州柏克萊旁邊一個叫 Orinda 的安靜小鎮。他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念書時，選了一門中國現代文學課——這個看似隨機的選擇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他發現，西方文學的底層結構幾乎都建立在希臘羅馬的「英雄旅程」之上，但中國文學的底層故事和參照系統完全不同：什麼是英雄、什麼是勇敢、什麼是榮譽——整套價值觀的座標系都不一樣。

但真正讓他決定去亞洲的，不是文學課，而是科幻小說。他是個科幻迷，對比歐洲大學和香港大學的留學手冊，歐洲的看起來像歷史書，香港的看起來像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的《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後來被改編成《銀翼殺手》）。一個從沒去過亞洲的美國小孩，被「未來正在這裡發生」這個想法吸引過來了。他到了香港大學，加入機器人社，每週末跑去深圳。那是 2010 年左右。從那時起，他開始發現一件事：他在美國聽到的關於中國的一切——從教授、從父母、從媒體——跟他親眼看到的幾乎對不上。

2012 年畢業後，他回到中國，本來只打算待一年，一待就是四年。他迷上了中文，在成都郊區的木板床上跟 20 個中國年輕人擠了六個月。2017 年出版了《Young China》。他一度想走記者或學者路線，但跟記者和學者聊過之後就放棄了。他創辦了 Young China Group，後來發展成 Bridgeworks Global——一個專門研究全球頂尖企業跨地域團隊如何協作的「跨國協作實驗室」。他的定位始終如一：以「人」為核心的中國視角，不是政府視角，不是宏觀經濟視角。 過去 15 年，從他 20 歲開始，這件事繞了很多彎，但核心始終沒變。

第一課：丟掉西方框架——千禧世代這個詞在中國沒人用

Jodi 問了一個關於年輕世代的問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調查顯示，最年輕一代進入職場的人中，只有 2% 具備僱主期望的價值觀。中國也有類似的世代落差嗎？

Dychtwald 先丟出一組數字讓人感受規模。中國有 4.4 億千禧世代（以年齡計算），千禧世代加上 Z 世代約有 6 億人。中國的千禧世代人數，比美國加拿大加起來的總人口還多；中國的年輕人口，比北美、中東、歐盟的年輕人加起來還多。除了印度之外，這是全球最大的青年族群——而且跟印度不同，這些年輕人有顯著的消費力。

然後他拋出了第一個核心觀點：看中國的第一課，就是丟掉西方框架。「千禧世代」這個詞，他在中國從來沒聽人用過。因為中國變化太快，西方那種 20 年一個世代的劃分法根本不適用。嬰兒潮、X 世代、千禧世代、Z 世代——這些標籤是根據美國的歷史脈絡發展出來的，中國的歷史脈絡完全不同。

在中國，世代以 10 年劃分：50 後、60 後、70 後、80 後、90 後。80 後是改革開放之初出生的，有時被叫做「白老鼠世代」。90 後被稱為「我世代」（me generation），Dychtwald 在書裡稱之為「躁動世代」，他認為這是中國的關鍵轉折世代。但精明的行銷人甚至不用 10 年分，而是 5 年甚至 3 年——在中國，每三年就有一個世代落差，變化就是這麼快。 他和團隊為此發明了一個概念——「Lived Change Index」（生活劇變指數）——後文會詳細談到。結論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有的是「世代落差」（generation gaps），中國有的是「世代鴻溝」（generation gulfs），兩代人之間的理解隔閡，是斷裂等級的。

躺平是真的，但你誤讀了它的意思

Jodi 接著問：「躺平」（lying flat）是真的嗎？年輕人真的不想拼了嗎？

Dychtwald 解釋，躺平類似美國的「安靜辭職」（quiet quitting），它反映的是中國年輕人在無止境競爭中的疲憊——從小學升學、中學升學、大學考試、研究所、就業市場、婚姻市場，整個人生就是一場永不停歇的競賽。如果要用一個字概括《Young China》整本書的主題，那個字大概是「壓力」。

他把前因後果拆開來看。COVID 之前，阿里巴巴永遠在招人、騰訊永遠在招人、拼多多和美團永遠在招人，你身邊總有人在升遷、在拿 offer，即使每年有 1,300 萬大學畢業生湧入市場，企業也在持續擴張。COVID 後這四五年，這些公司不再大舉招人了。於是一群人開始做不同的選擇：在小城市住大房子，而不是在大城市擠小房子；與其在阿里巴巴拼死拼活最後可能被裁員，不如去成都過生活。成都在他心中是中國「生活型城市」的首都——人們去那裡優化的是生活品質，不是現金流。而北京、深圳、廣州、上海這些傳統一線城市，則是人們去「拼搏」的地方。

但 Dychtwald 每次對西方聽眾講這些，都要加一個關鍵的警告。如果你拿中國年輕人跟中國老一輩比，他們確實沒那麼拼——那一代叫「吃苦世代」，長時間做困難的事、忍受延遲滿足，只為了讓下一代過更好的生活。下一代來了，他們確實想過好日子了。但如果你拿中國年輕人跟美國同齡人比，他們的工作強度仍然遠遠超過美國人。 他說，美國人特別喜歡「中國正在變懶」這個故事，他用了一個很直白的說法：這是美國人睡前講給自己聽的床邊故事，好讓自己安心覺得中國沒那麼有競爭力。

Jodi 補充了一個在中國的親身觀察。她問了很多人關於 996（早上 9 點到晚上 9 點、一週六天）的看法，沒有人否定它，只是說了一些變通：可以先回家哄小孩睡覺再繼續工作、可以帶電腦回去、可以跟家人快速吃個五分鐘的晚餐。996 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一種形式。

中國速度：全球沒有人跟得上

Dychtwald 的公司 Bridgeworks 專門研究跨國團隊的協作問題，他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了一個清楚的規律。當美國企業出海，遇到的問題很多——總部與區域的權力不對等、美國人不夠國際化、市場認知不足、語言時區等等。當中國企業出海，問題可以歸結為三個：政府關係與市場准入（這大多跟個別企業無關，是大國博弈層級的問題）、品牌建設（過去五年進步很大）、以及一個最根本的：全球沒有人願意像中國員工一樣拼命工作。

第三點才是核心。他們訪談了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墨西哥、巴西等地有團隊的中國企業，全球員工最一致的抱怨就是：用「中國速度」工作，對其他任何人來說都不可持續。

Dychtwald 進一步解釋了在跨國企業中工作的中國員工的獨特處境——很多人其實做的是「兩份工」。白天 9 點到 6 點面對中國市場的激烈競爭，晚上 6 點到半夜則要跟一個叫 Ted 的美國同事解釋中國市場怎麼運作。他用了一個比喻：這就像鞋子裡有一顆石頭跑馬拉松，跑三英里就開始跛了，五英里就在走了，十英里就在想「我到底在幹嘛」。這種持續性的耗損，讓越來越多中國人才選擇回國發展，不再留在海外。

現代化不等於西化：上海謬誤

Dychtwald 引述了胡佛研究所 Dan Wang 的觀察——美國人其實對中國不太感興趣——然後接上了自己的一個核心論點：對中國年輕人來說，現代化並不意味著西化，而美國人以為這兩件事是一樣的。

他用「文化引力」這個概念來解釋。過去三四十年，當一個國家現代化，它幾乎同時就會西化。日本是最明顯的例子——商業模式、國際治理參與、全球規範的接受——都落入了二戰後建立的美國引力場。中國是第一個有足夠經濟、人口、政治分量的亞洲國家，開始產生自己的文化引力，年輕人不再需要「落入西方的軌道」，因為他們有足夠的本土替代選項。過去 20 年西方企業來中國犯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假設中國年輕人想被當成西方年輕人一樣對待，只是換了髮型。

他特別點名了一個他稱之為「上海謬誤」（Shanghai Fallacy）的現象。你來到上海，這是中國大陸最西化的城市；你的嚮導是一個花了一輩子調整自己的「心理菜單」好跟你對話的人；你望著外灘，注意到你認識的品牌，自動忽略你不認識的；你吃了一頓好牛排、喝了一杯好酒，然後得出結論：中國的現代化就是西化。問題是，上海是全中國最不具代表性的城市。 而中國有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他們從小就不再把「西方」等同於「更好」。上一代人對西方幾乎永遠是仰望的——更好的品牌、更好的品質、更好的教育。這種仰望不是死了，但正在消退。

留學熱退潮：硬門檻加上軟訊號

曾經在任何時間點，在美國的留學生中有 31% 來自中國。哥大前校長 Lee Bollinger 在 2020 年簽證被關閉時，是第一個站出來捍衛外國留學生權益的人——Dychtwald 直白地說，他這麼做不是因為人好，而是因為中國學生是他最大的客戶。

現在這個比例大幅下降，原因是雙重的。「硬的」門檻是實際的立法限制，簽證變難了；「軟的」是氛圍——他用了一個英文詞 vibes——就是你不受歡迎的感覺。美國的就業市場對中國人更難了，長期簽證更難拿了，而中國國內的機會雖然就業市場也艱難，但被認為越來越不輸美國。回國還有很多額外的好處：離家近、文化熟悉、不用面對「竹天花板」——這是一個在美國職場真實存在的隱性障礙，認為東亞裔很會當分析師，但不適合當管理者。Dychtwald 說這個刻板印象在 2025 年聽起來不該存在了，但事實是它仍然在。

這不只是美中關係的問題。印度也出現同樣的趨勢，印度年輕人不再像五到十年前那樣拼命想留在美國，這反映的是全球南方本地市場崛起的力量。

COVID 的陰影還沒散去

Jodi 說她在中國每一場關於 COVID 的對話，對方都還帶著 PTSD。Dychtwald 直接說：我們仍然生活在 COVID 的陰影下，句號。 COVID 經濟還沒有真正結束。

他分享了一個讓人驚訝的數據：2023 年上海的外國人數量，比 1923 年還少——一百年前都比現在多。Jodi 也印證了這一點，她 2023 年來上海時，在外灘幾乎看不到外國人。現在外國人開始回來了，但成分變了。美國人少了很多，沙烏地阿拉伯人多了很多——上海跟利雅德之間的航班爆滿。原因很實際：中國企業過去四五年很難從美國募資，沙烏地成了越來越熱門的替代來源。歐洲人也多了。但消費者信心在 COVID 期間跌落懸崖，到現在還沒完全恢復。

Dychtwald 認為 COVID 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全球性的「世代定義事件」——不同世代對它的記憶和解讀截然不同，但它確實同時影響了全球所有年輕人。他特別強調，中國在 COVID 管控上的激烈程度，留下了比大多數國家更深的心理痕跡。

生活劇變指數：33 倍 vs. 3 倍

這是 Dychtwald 在哈佛商業評論（HBR）上發表過的原創概念。他為它取名「Lived Change Index」——「生活劇變指數」——它衡量的是一個人在有生之年內，親眼見證的生活水準變化幅度。

核心數字如下：

他說，人均 GDP 不是完美的生活品質指標，沒有考慮吉尼係數和財富不均，但在跨國比較時已經相當好用。33 倍意味著什麼？它意味著無數年輕人親眼看著自己的村子變成鎮、鎮變成城市；叔叔在 90 年代初因為能騎一輛飛鴿牌腳踏車進家門而驕傲，現在車道上停了兩輛汽車。這些不是政府宣傳，這是人們的親身經歷——活生生的劇變。 所以當這些年輕人感到驕傲時，他們想的不是「政府改變了我的生活」，而是「我的父母改變了我的生活」。

這個生活劇變指數帶來的連鎖效應是巨大的。科技產品的採用速度飛快，因為人們習慣了不斷更新的生活方式；外界對中國的刻板印象過時的速度，通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快十倍——你今天看到的中國報導，講的可能是三年前的事實；而最深遠的影響，是年輕人發自內心的民族自豪感。

被低估的驕傲：不是洗腦，是親身經歷

Dychtwald 說，跟美國人溝通時最令他沮喪的一件事，就是美國人多快就會否定中國年輕人的驕傲感。模式總是一樣的：如果中國年輕人表達了對自己國家的驕傲，美國人的第一反應是「他們被政府洗腦了」。這讓他非常挫折，因為它否定了每一個年輕人的真實生活體驗。

年輕人會比較。他們看看自己的地鐵系統、自己的基礎建設，再看看去美國的朋友拍回來的照片，或自己出國時看到的樣子。差異是很直觀的。Dychtwald 舉了幾個他自己的日常體驗：他在中國三年沒用過現金，連皮夾都忘在家了，有一次飛去印度才發現忘了帶。他在明尼蘇達州用 DoorDash 叫了一個 Chipotle 捲餅送到 Marriott 飯店，花了 34 美元——捲餅本身 19 美元、平台費、稅、小費加一加——在中國同等級的外送體驗好得多也便宜得多。安全感是年輕人提到最多的優勢：如果你在舊金山、紐約、洛杉磯（這三個城市是中國留學生最集中的地方），犯罪率的感受是非常直接的。

他也承認，「中國與監控國家」是一個真實且重要的討論，但監控的結果，對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來說，就是犯罪率顯著更低。生活便利性、安全感、科技融入日常的程度——這些都是他們自己的體驗，不是政府餵給他們的。

然後是 Dychtwald 所說的「主場驕傲」（home team pride），他認為美中兩國在這方面出奇地相似：兩邊都非常自豪、都覺得自己是世界中心、都期望別人融入自己的生態系而不是反過來、都有非常強烈的自我認同。美國人會穿著國旗泳褲在歐洲游泳，中國年輕人也有自己表達歸屬感的方式。

Jensen Huang 的象徵意義：不只是生意，是身份

Dychtwald 的公司也做人才研究，他發現中國面臨的一個獨特挑戰：中國人在全球舞台上的成功代表太少了。相比之下，印度裔的成功故事滿坑滿谷——Google 的 Sundar Pichai、微軟的 Satya Nadella——中國人看著這些名字，感到一種空缺。

如果說馬雲是中國「國內創新」的象徵——2012 年 Dychtwald 剛到中國時，大學生的背包和筆記本上印的是賈伯斯，代表的是「我們需要這種創新精神」；到了 2013 年，賈伯斯全部被換成了馬雲，代表「我們自己也能做到」——那麼 Jensen Huang（黃仁勳）就是下一個層級的象徵：華人不只能在國內成功，還能在全球任何地方成功。 而且不只是成功，還是「酷」——皮衣的形象、全世界的人搶著見他、投資他、想像他一樣。Jodi 補充 Lisa Su（蘇姿丰）也有類似效果。Dychtwald 同意，整個半導體產業在東亞裔代表性上，遠比網際網路公司突出。

不過他也點出馬雲象徵的局限性。阿里巴巴作為全球採購的平台確實成功了，但在真正的國際化上——在海外市場建立品牌、管理團隊、贏得消費者——其實是讓很多人失望的。京東也是類似情況。這也是為什麼 Jensen Huang 的意義格外不同：他不是在中國成功然後試圖出海，他是直接在全球舞台上定義了一個產業。

兩個超級大國的經濟：一個被忽視的對照組

Dychtwald 丟出一串令人印象深刻的數字。美國有大約 40 個 LLM 大語言模型，中國有 13 個品質不錯的。70% 的 AI 專利來自中國。Grok 4 團隊的合照裡，約 80% 是華裔或中國人，其中一些是中國機構的研究者——這張照片在網路上引發了一陣震撼，人們突然意識到 AI 人才的真正來源。Fortune 500 企業的分布是美國 136 家、中國 135 家。美國 GDP 仍然遠超中國，短期內不太可能被超越——這曾經是 2020 年前後唯一被拿來衡量中國的指標。但中國的 GDP 仍然大於全球第三到第六大經濟體的總和，冷戰高峰期蘇聯佔全球經濟約 10%，中國今天佔約 18%。

Dychtwald 的結論很直白：不管你從哪個角度看——人才、經濟產出、企業規模、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雖然我們確實活在一個多極世界，但你真正在談的只有兩個主要大國。醫療科技的下一個突破、消費科技的下一個創新、電動車的下一步演進、癌症藥物的下一個進展——真正會浮現的答案只有兩個地方。而中國因為太遠、又被政府敘事主導，往往被忽略。過去，你關注中國是為了在中國競爭。現在，你需要關注中國是因為中國的創新將會來跟你競爭——不管你在哪裡。

給全球高管的三個建議

一、你需要一個「為了中國」的策略，而且它會演變

Dychtwald 指出，30% 到 40% 的半導體終端產品在中國消費。中國是新能源車、手機、筆電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而且在世代分布上，年輕人的消費影響力比美國年輕人更大。「China for China」（為中國而中國）策略會演變成「China for Asia」（為亞洲），再演變成面向全球新興市場。

但除了「進入中國」，你更要準備好「被中國顛覆」。他舉了一個例子：拉丁美洲最大的電商 Mercado Libre 想學的不是亞馬遜，而是阿里巴巴；印度的 Flipkart 也是。全世界找科技靈感的人，不再像五到十年前那樣只看美國。他提到他 2019 年曾跟 Google 的 NBU（Next Billion Users，下一個十億使用者）團隊合作——那時有一種想法是，下一個十億上網的人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用科技。中國一直是「下一個十億使用者」的首都，只是多數企業進不去。所以大家跳過中國直接看印度。但如果你想理解科技的未來使用方式，中國仍然是最重要的實驗場。

二、今天是中國企業全球競爭力最弱的一天

這是 Dychtwald 在整場對談中最有衝擊力的一句話。如果你現在還不擔心 BYD 在全球的成功、不擔心中國的醫療科技，那你應該知道，它們只會越來越強。

中國產品跟全球南方有天然的「社經接近性」——為重慶或成都的人設計的產品，可能也很適合孟買、墨西哥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人，因為購買力接近。十年後回頭看今天，人們會說：「哇，當時中國的全球化能力多麼不成熟。」而那意味著你現在擁有的領先優勢，每一天都在縮小。

即使人口下降也不會改變這個趨勢——中國確實在萎縮，很多年輕人不想生小孩——但這也正是中國如此積極投資 AI 和自動化的原因。過去 30 年中國經濟靠的是人口紅利，未來 30 年的核心命題是讓經濟跟人口脫鉤。

三、建立從中國到總部的「創新管道」

Dychtwald 提到 Jensen Huang 在 GSA 的演講（他自己是在 Jensen 之後四小時上台——他開玩笑說「在我腦中是同一個舞台」），Jensen 談到有多少定義這個產業未來的偉大人才來自中國。

但 Dychtwald 看到太多企業把中國團隊隔離在「銷售」、「行銷」、「製造」的最後一哩路，從來沒有建立一條從中國回流到全球總部的創新管道。他認識一家公司，超過 50% 的營收來自中國，但董事會裡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中國團隊幾乎從未被納入產品或策略討論。直到最近他們才開始意識到，中國市場開發出的東西比總部的還好，才終於開始把工程師和高階主管帶到中國——不是為了替中國市場做決策，而是為了用中國的洞察來指導全球市場的決策。

他的建議非常實際：你必須正式化這個「創新管道」，把它寫進某人的職責裡。如果你期待這件事自然發生，它不會發生——「我信任地球另一邊的 Tom，我們會互相聊」——不會的，他們不會。你必須把它制度化，讓它成為有人負責、有時程、有產出的正式機制。他也強調：學習一個市場跟進入一個市場不同。進入有政治風險，學習則不那麼資本密集。靈感能有多貴？

五大迷思破解

Jodi 在訪談後段列出了一系列她認為可能是迷思的說法，請 Dychtwald 判斷真假。以下是他的逐一拆解。

迷思一：中國是鐵板一塊

判定：完全是迷思。 半導體產業正是最好的例子。你可能同時感受到來自市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推拉力。中國有一套「市長制」（mayoral system），各城市有自己的 KPI——圍繞生產、吸引世界 500 強企業進駐等等，有時候市政府踩油門，中央政府踩剎車。從外面看起來有點混亂？因為它確實有點混亂。最終大家都聽中央的，但從城市到城市、省到省，對中央指令的理解、消化、執行方式差異巨大。合肥是一個絕佳的例子——這個大多數人沒聽過的城市，主動把自己打造成中國的電動車和新能源首都，吸引了整個生態系統，就像杭州跟阿里巴巴的關係一樣，只是發生在安徽省。十年前沒有人因為工作飛合肥，現在航班爆滿。

迷思二：年輕人感到被壓迫，遲早會改變體制

判定：對 90% 的人來說是迷思。 這是 Dychtwald 被問到最多的問題。通常問法是：「如果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契約是『政府提供成長、人民提供服從』，那麼當成長放緩，服從會不會被撤回？」他認為人們嚴重低估了兩件事——驕傲的力量（前面已經詳細談過），以及替代方案的重要性。就像科技產品的轉換成本一樣，你不只是要不喜歡現有的東西，替代方案還必須明顯更好才會考慮切換。

他甚至對美國參議員說過：對中國年輕人持續支持自己政府的最大威脅，是一個高效能、令人羨慕的替代方案。 Freedom House（華盛頓的民主監察組織）的數據顯示，全球對民主的觀感已經連續下滑了大約 15 年。2022 年的白紙運動是不滿情緒的最高水位線——但那是針對「壞政策」（COVID 清零政策）的不滿，不是針對「壞政府」。聽起來像在咬文嚼字，但差別很大。他直白地說：認為年輕人被嚴重壓迫或深度不滿，是把美國價值觀投射到一個根本不接受這套價值觀的地方。

迷思三：中國經濟放緩了，所以不再那麼重要

判定：部分正確，但被嚴重誤讀。 消費經濟確實受創，但製造業和科技生產的表現其實很好，尤其在 AI 領域，全球競爭你真正在談的就只有美中兩國。他的觀察是：對中國的觀感變化，比中國本身的變化更劇烈。 外界的敘事在「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之間來回擺盪，但中國實際的重要性相對穩定。消費者信心的關鍵觀察指標是房地產市場——房市正在經歷重大修正，這讓整個消費階層感覺更窮了。

迷思四：中國沒有創新能力

判定：嚴重的迷思。 Dychtwald 認為，美國人對創新有一種執念：迷戀「發明」——穿著高領毛衣凝望遠方、從無到有創造新東西。美國沉迷於 0 到 1。中國擅長的是 1 到 10：規模化、商業化、高速迭代。 太陽能電池是 1950 年代在貝爾實驗室發明的，那又怎樣？發明確實重要，但把發明當作創新的全部就錯了，它只是第一步。中國在「發明」層面也越來越接近美國，只是仍然落後。但在規模化、商業化、迭代速度上，中國遙遙領先。

一個具體數字讓人理解差距：中國消費者期望的產品迭代週期，是美國消費者的十分之一。 這就是為什麼一旦進入中國市場，你就必須有「為中國而生產」的能力——不是因為你在墨西哥造不出來，而是因為中國消費者就是要求更快的迭代。BYD 是最好的例子，2014 年 Elon Musk 在訪談中被問到 BYD 時公開笑了出來，現在 BYD 的全球產量已經超越 Tesla。而且 BYD 自己說，他們最激烈的市場不是歐洲也不是東南亞，是中國本土——如果你能在中國活下來，你就能在全球成功。

這創造了一個有趣的市場邏輯。中國消費者被寵壞了——選擇太多、期待太高、迭代要求太快，而且購買力只有美國人的五分之一，所以價值主張必須更緊實。如果你問任何中國創業者最想賣給誰，沒有人會說中國人——太難了。他們最想賣給美國人——最好的客戶——但大多數人又賣不進去。所以只能逼自己做出更精實的產品，賣給他們能賣的市場。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出口產品的性價比往往高得驚人。

迷思五：美中競爭的決勝場在各自國內

判定：短視了。 Dychtwald 認為美國公司大概會贏得美國市場，中國公司大概會贏得中國市場，這部分其實沒什麼好爭的。真正有趣的問題是：美國和中國的競爭將如何在世界其他地方展開。 如果你覺得中國產品不會進美國市場，OK，美國市場確實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但如果你在乎全球市場，你將會跟中國企業產生遠超今天大多數全球高管認知的競爭強度。

不過他也指出美國企業的持續優勢所在：品牌信任、政府關係經驗、以及數十年累積的全球管理能力。中國企業出海後的員工流失率極高，跨文化管理仍然是大短板。如果美國人能放下對「創新」的驕傲，從中國市場學習產品思維，同時發揮自己在全球管理上的經驗，美國企業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保持競爭力。 關鍵是學習的意願——而這恰恰是驕傲最容易阻擋的東西。

半導體：CHIPS Act 的弔詭後果

Jodi 分享了她在中國走訪半導體企業後得到的報告：自從出口管制開始以來，中國半導體的進步速度加快了大約三倍。 Dychtwald 說他不意外——需要是發明之母。

他認為 CHIPS Act 是他感受到「公眾討論與實際衝擊嚴重脫節」的時刻。那是美中關係最接近戰爭的一刻——他認為這從來沒有被這樣談論過，但實際就是如此。他認識一些在中國半導體產業工作的美國公民，法案一通過就必須在當天離開，否則就要面對自己政府的重大風險。這個法案精準打擊了中國的痛處，他特別強調這是拜登團隊的手筆，精準程度非常高，跟川普政府較為粗放的風格不同。拜登從來沒有被貼上「對中鷹派」的標籤，但他的團隊裡有非常聰明的人。

結果是什麼？中國政府把半導體視為「生死攸關」的國家優先事項，投入了相應等級的關注和資源。而中國政府做得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一旦決定了國家優先項目，就能高度聚焦地投入資源。當然，光有強勢的中央政府不夠——全世界有很多熱心的獨裁者也很想這樣做——關鍵的差異是中國同時擁有頂級的人才庫。Dychtwald 引用了中國觀察家 Bill Bishop（寫 Sinocism 電子報的那位）十年前對他說的一句話：「從來沒有人靠做空中國政府賺過大錢。」

他對半導體產業的判斷是：中國在跟隨型半導體上會做得非常好，甚至可能領先，但在最先進製程上追趕美國仍然是一個相當嚴峻的問題。整體產業會蓬勃發展，產能會繼續擴大，但尖端技術的差距仍在。Jodi 補充了一個她在走訪中觀察到的有趣現象：中國半導體公司去找客戶時，客戶會主動幫他們改善品質——這在以前面對美國供應商時是不會發生的，客戶會直接說「不好就用美國的」。現在因為必須自主，整個生態系統形成了一種互助式的品質提升，這是出口管制始料未及的結果。

跨海能力：中國企業出海的軟實力短板

Jodi 提出了一個她從業 25 年的觀察。過去她剛開始來中國時，半導體公司的 CEO 很多是在美國受教育、甚至是美國公民，對跟西方做生意非常熟悉。但現在很多公司是中國本土長出來的，CEO 沒有海外經歷。這是不是一個問題？

Dychtwald 把這種能力叫做「跨海能力」（bridge competencies）——你知道怎麼跟西方人對話嗎？你理解跨文化溝通嗎？你知道時區和語言如何影響協作嗎？這些能力被市場嚴重低估了。企業在評估全球化準備度時，往往只看市場能力，卻忽略了這些看似「軟」卻決定成敗的跨海能力。

BYD 就是正面例子：它在中國市場不是最好的電動車，但它是最擅長出海的。它在全球市場展現的成熟度——跟歐洲政府、美國政府、墨西哥政府打交道的能力，跟各地團隊協作的能力——就是跨海能力的體現。Dychtwald 說他們跟 BYD 的人聊過，BYD 自己認為最激烈的戰場就是中國本土——能在中國活下來的企業，帶著一身被市場鍛鍊出來的本事出海，有巨大的潛力。

好消息是，即使高階主管本人沒有海外經驗，現在有大量留學歸國的年輕人才可以填補這個缺口。Dychtwald 看到不少 CEO 身邊圍了一圈在美國拿博士、有美國工作經驗的人。整體而言，中國企業的全球化素養跟十到二十年前相比已經大幅提升，只是跟真正的全球企業相比仍有明顯差距——而這個差距正在快速縮小。

收尾：開始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找中國出海的線索

Dychtwald 最後提到一個他覺得還沒聊到的題目——中國的文化影響力何時會開始改變世界——但他說留到下次。

作為收尾，他給了一個即時可行的建議：開始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尋找中國出海的線索。 在拉斯維加斯，你會發現賭場可以掃支付寶或微信支付——以前你可能根本不會注意到。在雪梨機場，開始注意有多少房地產廣告是用中文寫的，而不是英文。在泰國，幾乎所有標示都有中文。即使在美國本土，也開始留意中國消費者和中國品牌的足跡。

這些線索無處不在，只是我們習慣性地視而不見。因為——再說一次——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些企業全球化能力最弱的時候。 它們只會越來越強。

節目資訊

「A Bit Personal with Jodi Shelton」由全球半導體聯盟（GSA）執行長 Jodi Shelton 主持，探索科技產業最具影響力人物背後的個人故事。第一季來賓包括 Jensen Huang、Lisa Su、蔡力行、吳田玉等半導體產業領袖。每週四在 YouTube 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