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導體界的「兩棲人」：李力游的三十年東西方穿越記

本文整理自 GSA 執行長 Jodi Shelton 主持的《A Bit Personal》2025 年播出的單集，地點在上海外灘。

上海外灘的一頓飯

在上海外灘的一間餐廳裡，全球半導體聯盟（GSA）的執行長 Jodi Shelton 和一位老朋友坐了下來。他們認識超過十五年。窗外是浦東的天際線，黃浦江對岸的摩天大樓群在夜色中發亮。Shelton 提醒李力游（Leo Li），晚上他們要去吃一間米其林二星的中餐館，李力游立刻糾正她：「不只二星。」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李力游場景。他是半導體業界出了名的美食家和葡萄酒鑑賞家，有米其林主廚認真建議他去當食評家。但他在這些精緻愛好之前，是一個在中國農村拉犁種田的少年，是一個靠借來的機票錢飛去美國讀博士的窮學生，是一個把公司從倒閉邊緣救回來的半導體老兵。

從文革時期的農田到外灘的米其林餐廳，李力游的人生軌跡跨越了兩個世界、三個時代，而且幾乎每一次轉折都是在沒有退路的情況下發生的。

飢餓是最好的老師

1975 年的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尾聲。對不熟悉這段歷史的讀者簡單說明：文革是毛澤東在 1966 年發動的政治運動，持續約十年，其間學校教育幾乎停擺，知識份子被批鬥，全國的年輕人被要求「上山下鄉」到農村從事體力勞動，名義上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高考制度停辦了十二年，等於整整一個世代的年輕人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正常管道。

李力游生在北京，高中畢業後被強制分配到農場。沒有機械設備，所有農活靠人力。他至今記得春天犁田時，八到十個剛畢業的年輕人拉著犁，替代牛馬的角色。收割季更辛苦，每人一把鐮刀，從清晨七點幹到傍晚七點。營養極度匱乏，一個月才吃到一次肉。他說，到了美國以後，朋友問他適應難不難、苦不苦，他的回答是：比農場輕鬆多了，至少不會餓肚子。

但即使在那樣的條件下，他每天白天勞動、晚上自學數學，從晚上八九點讀到凌晨兩點，持續了將近九個月。和他同住的七八個年輕人大多撐不住這種雙重消耗。文革結束後恢復高考，十二年份的考生同時擠進考場，錄取率低到歷史最低。他考上了當時中國最頂尖的理工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他跟自己的雙胞胎女兒講過這段經歷。兩個在美國長大、都讀了柏克萊大學的女兒，反應是：「爸，你編的吧？這種事不可能發生。」

月薪 11 美元的博士候選人

在中國科學院拿到碩士學位後，李力游決定出國讀博士。那時候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他在中科院的月薪是 110 元人民幣，換算成美元大約 11 塊。做農民的時候更慘，年收入只有 100 元人民幣，相當於一年賺 10 美元。

他同時被 MIT、史丹佛和馬里蘭大學錄取。MIT 和史丹佛都要求先繳第一年學費，MIT 當時的學費大約三萬美元。一個月薪 11 美元的人，連機票都買不起，更別說學費了。馬里蘭大學給了研究助理獎學金，包學費加生活費，所以選擇其實不是選擇，是唯一可能的路。

機票錢 1,500 美元是跟政府借的，到美國一年後才還清。1986 年夏天，他第一次搭飛機，從中國直飛美國。他後來說，在那之前他連中國國內的飛機都沒搭過。

到了馬里蘭大學，語言障礙馬上成了最大的問題。他能讀能寫，但口語幾乎為零。偏偏他的指導教授是紐約人，說話語速極快。教授告訴他，聽不懂的時候不要只是點頭。但他還是忍不住點頭，這是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共同習慣，對方講什麼都先表示理解，即使其實完全沒聽懂。

最經典的故事是他到校第一兩週，在校園附近看到一個寫著「Subway」的招牌。他回宿舍翻字典，字典寫的是「地下鐵車站」。他走進去想買一張到華盛頓特區的車票。店員當然不賣，他以為是因為自己是外國人被歧視，來回爭執了好幾次，最後才發現那是一間三明治店。他的字典沒有收錄 Subway 作為品牌名稱的用法。教授聽了這故事，笑了幾乎一整天。

從工程師到連續創業者

拿到電機博士學位後，李力游的教授建議他走學術路線。他的博士論文有理論突破，甚至被教授拿去申請美國國防部「星戰計畫」的研究合約。但因為他是中國出身，即使後來成為美國公民，也無法碰觸自己論文衍生的國防專案。他用了一種很輕描淡寫的方式回憶這件事：「來自中國，算了吧，敵國。」

他決定進入業界，先後在易利信的行動通訊部門和洛克威爾半導體（後來的科勝訊 Conexant）工作，參與了全球最早一批手機基頻晶片的開發。在南加州待了幾年後，他和幾位同事創辦了 Mobilink Telecom，開發 GSM 手機晶片。Mobilink 做出的晶片被 Sony Ericsson 旗艦手機 T100 採用，出貨兩三千萬套。2002 年，博通以約 2.5 億美元收購了 Mobilink。

在博通待了三四年後，2008 年展訊的董事會找上門。展訊總部在上海，上市地點是那斯達克，創辦團隊有幾位是從 Mobilink 出去的。李力游當年還幫他們牽過線拉過資金。但當時的展訊已經跌到谷底：營收歸零、股價不到 1 美元、帳上只剩四個月的現金。

他決定接手。太太被蒙在鼓裡，是從新聞上才知道丈夫當了展訊的執行長。

接下來九年的故事，是中國半導體產業最戲劇性的翻身案例之一。李力游把所有資源押注中國自主的 3G 標準 TD-SCDMA，做出了全球最好的晶片，甚至連高通都反過來授權展訊的技術。展訊的市值從 3,500 萬美元成長到 75 億美元，營收從不到 1 億做到 20 億美元。2013 年被紫光集團收購時，股價從他接手時的 0.65 美元漲到 31 美元，翻了將近 50 倍。

黃仁勳和一頓壽司

訪談的最後，主持人丟出一個快問快答：共事過最聰明的人是誰？

李力游想了一下，回答是黃仁勳（Jensen Huang）。

他說這不只是因為輝達（NVIDIA）現在的市值驚人，而是因為一頓飯的印象太深刻。那大約是 2010 年或 2011 年的事。黃仁勳想把輝達的 GPU 整合到展訊的手機基頻晶片裡，親自飛來上海談合作。兩人在一間壽司餐廳邊吃邊聊，從 GPU 技術聊到了神經網路和模糊邏輯。李力游在 1980 年代末的馬里蘭大學就對這些主題有興趣，兩人一聊就停不下來，黃仁勳整晚都處於亢奮狀態。

讓李力游印象深刻的不是黃仁勳的聰明（那是理所當然的），而是他的熱情和專注。2010 年的時候，GPU 用於 AI 運算還不是主流共識。黃仁勳在那個時間點就已經把超級運算和 GPU 解決複雜問題當作核心信仰，而且這個方向他堅持了十幾年。李力游的觀點是，黃仁勳的成功不只是因為他做對了產品，而是因為他真正樂在其中，加上極度長期的堅持。

這段評價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來自一個對黃仁勳沒有任何利益關係的人。李力游做的是手機和 AI 邊緣運算的晶片，不是 GPU。他純粹是基於那頓飯的第一手觀察，給出了自己的判斷。

如果不做晶片

主持人問他：如果不做半導體，會做什麼？

他的第一個回答出乎意料：量子運算和純數學。他說數學始終是他最深層的熱情所在，如果有機會用量子電腦去解那些傳統方法解不了的數學問題，他會非常樂意。

第二個回答比較在意料之中：侍酒師或食評家。他認識不少米其林主廚，有些廚師認真地建議他轉行。他每天早上不管多忙都會運動，游泳和重訓，但膝蓋不好所以不跑步。紓壓的方式是喝好酒。

他對 Z 世代的觀察也值得一提。主持人引用了一份美國調查：只有 2% 的 Z 世代具備雇主期待的工作態度。李力游說，他自己那一代人是從生存模式長大的，永遠處於匱乏和危機感中，所以工作的動力來自於「如果不拼命就活不下去」。Z 世代沒有經歷過那種匱乏，所以驅動力完全不同。他不覺得這是對錯的問題，但他確實用身教多於言教的方式影響了自己的女兒。兩個女兒從柏克萊生物工程系畢業後，分別讀了芝加哥大學 Booth 商學院和 MIT 的 Sloan 商學院，在麥肯錫和亞馬遜工作過，現在都在舊金山的 AI 新創公司。

如果重回 25 歲，他會選擇活在現在而非過去。理由很簡單：AI 工具讓年輕人能做到的事情，是他那個年代完全無法想像的。他說，15 歲的孩子拿到 AI 工具，能做到的事可能比他 25 歲時候的全部產出還多。

我的觀察

這集訪談錄製的地點在上海外灘，一個同時展示中國傳統與現代野心的地方。李力游坐在那裡，背後是浦東陸家嘴的金融區天際線，講述著自己從農田到外灘的旅程。這個畫面本身就是一個隱喻。

讓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數字（75 億市值、50 倍漲幅），而是他描述困境時的語氣。講到農場的飢餓、講到營收歸零、講到美國投資人和中國客戶同時對他關上門，他的態度始終是同一種：把眼前的問題解決掉，不要花時間焦慮那些你控制不了的事。

這聽起來像是老生常談，但從一個真正經歷過這些事的人嘴裡說出來，重量完全不同。他不是在商學院案例研討裡讀到的「逆境領導力」，他是那個逆境本身的倖存者。

他提到尼采那句「殺不死你的會讓你更強」時，補了一句：「其實在最難的時候，我根本沒想到這句話。我只是埋頭做事，一件一件解決。」事後回頭看才發現，原來那些小步驟加起來就是整個翻盤。

這可能是他整場訪談中最有價值的一句話。不是策略，不是願景，不是格言。只是低頭做事，然後看運氣站不站在你這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