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場到半導體帝國:展訊 CEO 李力游的農夫式領導學
展訊通信前執行長李力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下鄉務農,自學數學考上大學,最終將一家瀕臨下市的中國晶片公司從市值 3,500 萬美元做到 75 億美元。他的領導哲學來自農田:結果導向、腳踏實地、一步一步來。

本文整理自 GSA 執行長 Jodi Shelton 主持的《A Bit Personal》2025 年播出的單集,地點在上海外灘。
營收歸零的那天
2008 年秋天,李力游(Leo Li)剛接下展訊通信(Spreadtrum Communications)執行長不到幾個月,公司的營收掉到了零。不是比喻,是真的歸零。
展訊曾是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明星。這家在上海起步、在美國那斯達克掛牌的手機晶片公司,一度被視為最有機會挑戰高通和聯發科的中國選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都曾到展訊視察,可見北京對這家公司的期望有多高。但 2008 年金融海嘯襲來,公司從 1,500 人裁到 500 人,股價從 15 美元跌到 0.65 美元,帳上只剩 4,000 萬美元現金,大約撐四個月。
所有人都覺得李力游瘋了。朋友直接問他:「你是白痴嗎?這是死局,你去當這個執行長幹嘛?」他的回答很典型:「營收已經是零了,我不管做得多爛,總不可能做出負數吧?」
這種思考方式,後來被他總結為「農夫哲學」。要理解這套哲學從何而來,得先回到他的童年。
在農田裡自學微積分
李力游生於北京,成長的年代正好撞上中國文化大革命。對臺灣讀者來說,文革可能是歷史課本裡的名詞,但對 1960 年代出生的中國人而言,那是整個青春期被翻轉的十年。學校不教正經課程,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宣傳和思想改造。用李力游自己的話說,整套體系的邏輯完全是顛倒的:教育被打壓,知識被懷疑,年輕人被送到農村從事體力勞動,名義上是「接受農民再教育」,實際上是要確保他們不再用書本上學到的東西思考。
高中畢業後,李力游和同齡人一樣,被強制下鄉到農場勞動。那是 1975 年,沒有拖拉機、沒有任何機械,所有農活全靠人力完成。春天犁田的時候,因為連牛和馬都不夠,八到十個年輕人就直接拉犁,充當牲口的角色。收割季更辛苦,每人發一把鐮刀,從早上七點彎腰割到晚上七點,整整十二小時,中間只有兩次休息。一個月才吃到一次肉,他說自己那段時間永遠處於飢餓狀態。
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他做了一件室友們都做不到的事:白天在田裡勞動,晚上自學數學。從晚上八、九點讀到凌晨兩點,連續八到九個月。和他同住一間房的七、八個年輕人大多撐不下去。他回憶說,有人後來跟他講:「你一定會做成大事,因為你是唯一一個能在這種條件下還堅持讀書的人。」
1976 年,文革結束後中國恢復了高考制度(全國大學入學考試,停辦了十二年)。十二年份的考生同時湧入考場,錄取率低到歷史谷底。李力游考上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那是當時中國最頂尖的理工科學校,錄取分數甚至高過清華和北大。
在三明治店買火車票
拿到中國科學院的碩士學位後,李力游決定赴美攻讀博士。他同時拿到了 MIT 和史丹佛的錄取通知,但兩校都要求他先繳第一年學費。問題是,他在中科院的月薪只有 110 元人民幣,換算大約 11 美元。別說兩三萬美元的學費,連一張去美國的機票(約 1,500 美元)都付不起。
最後是馬里蘭大學提供了研究助理的全額獎學金,包含學費和生活津貼。機票錢是跟政府借的,到美國一年後才還清。1986 年夏天,他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
文化衝擊來得又快又猛。他能讀能寫英文,但幾乎不會說。到馬里蘭大學 College Park 校區的頭一兩週,他在路上看到一個招牌寫著「Subway」,查了從中國帶來的英漢字典,寫的是「地下鐵車站」。他走進去,用蹩腳的英文說想買一張從 College Park 到華盛頓特區的車票。店員當然不賣,他還以為是因為自己是外國人被歧視,來回堅持了好幾回,最後才搞清楚那是一間三明治店。
他把這件事告訴指導教授,教授笑了快一整天。李力游說,當時覺得很丟臉,但現在回想起來挺好笑的。他的字典沒有錯,subway 在英式英文裡確實是地下鐵的意思。只是在美國,它先是一間賣潛艇堡的連鎖餐廳。
後來有美國朋友問他,語言不通、遠離家人、獨自在異國求學,是不是很辛苦?他說:「其實沒有在農場那麼苦,因為至少在美國我不會餓肚子。」
從博士到創業者
李力游在馬里蘭大學拿到電機工程博士學位後,教授鼓勵他走學術路線,因為他的論文在理論上有突破性貢獻,甚至被教授拿去申請美國國防部的「星戰計畫」研究合約。但諷刺的是,因為他來自中國,即使拿到美國公民身份,也無法參與自己論文衍生出的國防專案。
他對自己的評估很誠實:不喜歡教書,沒有那個耐性。所以他選擇進入業界,先在易利信(Ericsson)的行動通訊部門工作,後來轉到洛克威爾半導體(Rockwell Semiconductor,後來分拆為科勝訊 Conexant),負責開發全球最早一批手機基頻晶片。
在南加州待了幾年後,他和幾個同事創辦了 Mobilink Telecom,做 GSM 手機基頻晶片組。這家新創後來拿下了 Sony Ericsson 暢銷手機 T100 的訂單,出貨量達到兩三千萬套。2002 年,Mobilink 被博通(Broadcom)以約 2.5 億美元收購。李力游在博通繼續工作了三四年,建立起無線晶片部門。
到了 2008 年,展訊的董事會找上他。展訊的創辦團隊有幾位出自 Mobilink,李力游當年還幫他們張羅過資金。董事會認為他是拯救公司的最佳人選。問題是,他的雙胞胎女兒還在美國讀高中,太太要求至少等到孩子畢業再說。他答應太太「只是暫時的,大概三個月」。結果一待就是九年。
他後來承認,連自己都沒有勇氣跟家人說他當了展訊的執行長。家人是從新聞上看到的。太太質問他:「你不是說等孩子畢業嗎?」他含糊地回了一句「快了快了,只差半年」。
農夫式管理
李力游用「半導體農夫」來定義自己的領導風格,這個比喻來自他真實的務農經歷。
農夫的特質是什麼?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兩百的結果導向。你種下什麼,就收穫什麼,沒有模糊地帶,沒有花俏的簡報,沒有不切實際的願景。作物從播種到收割需要將近一年,所以你必須有耐心、有長期規劃,但同時每一天的勞動都必須紮紮實實。
接手展訊之後,他把這套農夫邏輯用在公司治理上。不去想四個月後公司會不會倒,而是專注在眼前的問題:開發新產品、招對的人、一個客戶一個客戶地談。每解決一個小問題,就為下一步創造條件。他說,如果當時整天想著「我只剩四個月的現金」,恐怕什麼事都做不了。
他做的關鍵決策是「雙倍下注」中國自主的 3G 標準 TD-SCDMA。當時全球主流是高通的 WCDMA,但中國政府力推自己的 3G 規格。李力游把公司僅剩的資源全部投入 TD-SCDMA 晶片開發,最終做出了全球最好的產品,甚至連高通都反過來授權展訊的技術。中國移動採用了展訊的方案,高毛利的訂單讓公司起死回生。
從那個股價不到 1 美元的低谷開始,展訊的市值在李力游任內從 3,500 萬美元成長到 75 億美元,年營收從不到 1 億做到 20 億美元。2013 年,展訊以每股 31 美元的價格被中國紫光集團收購,對比他接手時的 0.65 美元,漲了將近 50 倍。
東西方的混合拳
管理橫跨中美的團隊,李力游發展出一套他稱之為「混合式」(hybrid)的管理方法。
對美國員工,他刻意多強調團隊合作和大局觀。美國文化偏重個人主義和即時成果,他會引導大家看更長遠的目標。對中國員工,他則要求直接溝通,不要拐彎抹角。傳統中國職場的慣性是說話留三分、讓對方去猜,他完全不接受這一套。
他也不避諱比較不同文化的工作態度。在易利信工作時,他去德國出差,想加班趕進度,結果被告知下午五點半以後不能留在辦公室,如果非得加班要 VP 簽字核准,八點半之後必須有保全陪同離開大樓。瑞典總部的工程師甚至會把每天多加的一小時累積起來,拿來換聖誕節到新年之間的連續假期。他對此的評價很直白:不加班就不可能有競爭力,歐洲在半導體領域已經很難追上中美。
他引用了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Inamori Kazuo)的理念,要求展訊的每一個新進員工都要讀稻盛和夫的書。核心觀點是:努力工作不只是為了公司或個人利益,工作本身就是一種修行,透過辛勤勞動來磨練心智、提升自我。他也引用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對工程師說的一句話:「你太太想花的錢在客戶那裡,去拿回來。」聽起來粗糙,但這句話把家庭需求和客戶導向直接掛鉤,在中國工程師文化裡非常有效。
我的觀察
李力游的故事讓我想到一件事:半導體產業裡最成功的華人領袖,幾乎都經歷過某種形式的極端匱乏。台積電的張忠謀在戰亂中成長,輝達的黃仁勳九歲被送到美國寄宿學校、在宿舍被霸凌。這一代人的韌性不是商學院教出來的,是被環境逼出來的。
但讓我印象更深的是李力游那句「我不管做得多爛,營收不可能變成負數」。這不是盲目樂觀,而是一種很實際的思維框架:當情況已經壞到底,任何行動都只有上行空間。與其癱瘓在恐懼裡,不如低頭做好手邊的事。
農夫不會站在田邊研究天氣預報研究到不敢播種。播就對了,然後一步一步照顧作物,等待收成。這套哲學聽起來不夠性感、不夠矽谷,但它讓一家四個月後就可能消失的公司,變成了 75 億美元的企業。有時候,最好的策略就是沒有策略,只有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