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籍華人晶片 CEO 的兩難：中美半導體脫鉤的真實代價

本文整理自 GSA 執行長 Jodi Shelton 主持的《A Bit Personal》2025 年播出的單集，地點在上海外灘。

兩邊都不要你

李力游（Leo Li）的處境，可能是理解中美半導體脫鉤最好的一面鏡子。

他是美國公民，在矽谷生活了二十多年，拿的是馬里蘭大學博士學位。他曾在博通（Broadcom）任職，在南加州創辦過被博通收購的晶片新創。2008 年他回到中國接手展訊通信（Spreadtrum），把這家瀕臨下市的手機晶片公司做到 75 億美元市值，是中國半導體產業最成功的操盤手之一。2016 年，他成為全球半導體聯盟（GSA）史上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董事會主席，這個組織是半導體產業最重要的國際行業協會，會員涵蓋高通、英特爾、台積電等所有主要廠商。

離開展訊後，他在 2019 年創辦了藍洋智能科技（Blue Ocean Smart System），做 AI 晶片。公司在南京、上海、臺灣都設有研發中心。這本來應該是一個順理成章的第二幕，一位半導體老兵用過去的經驗和人脈重新出發。但中美關係的惡化，讓他變成了一個兩邊都不歡迎的人。

在中國這邊，一些涉及政府或大型國企的 AI 晶片案子，客戶明確告訴他：你的產品不錯，但你是美國公民，除非你放棄美國籍，否則我們不能採購你的晶片。在美國那邊，曾經投資他的矽谷創投基金也來了電話：Leo，美國政府的新規定出來了，我們依法不能再投資你的中國公司，否則我們自己會有法律麻煩。

一個在中美兩邊都有深厚根基的人，突然發現自己站在一個兩頭落空的位置。

合作的黃金年代

李力游的經歷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他親身走過中美半導體合作最好的時期，也目睹了這段關係的瓦解。

時間回到 2014 年左右，展訊在李力游的領導下已經成為中國手機晶片市場的龍頭，營收突破 20 億美元。英特爾當時急著想把自家的 x86 處理器塞進智慧型手機，但自己的團隊始終做不出合適的基頻晶片。英特爾看上了展訊的工程能力，決定砸下 15 億美元現金，買下展訊 20% 的股權，還派人進入董事會。

這筆交易不只是財務投資，雙方在技術上深度綁定。英特爾執行長 Brian Krzanich 親自推動合作，要求李力游的團隊用 x86 架構（而非業界主流的 ARM）來設計 4G 基頻晶片，並使用英特爾自家的 14 奈米製程。李力游調了兩三百名工程師，和英特爾團隊密切協作。大約一年半後，晶片成功流片，而且賣出了一兩百萬套，應用在中國市場的手機和車用裝置上。有意思的是，英特爾自己的基頻團隊反而還沒完成流片。

李力游在訪談中特別強調，這個案例展示了跨國合作最理想的樣貌：美國出技術架構和先進製程，中國出工程人力和市場通路，雙方各取所需。英特爾借助展訊的執行力，終於在行動領域有了一席之地。展訊則藉由英特爾的投資和技術加持，拉開了與競爭對手的距離。

2017 年他擔任 GSA 主席期間，也在努力做同樣的事：拉更多中國半導體公司的執行長加入 GSA，促進中美業界的對話和合作。他甚至和 GSA 一起遊說美國政府，試圖讓決策者理解，半導體產業的全球化不是零和遊戲。

脫鉤的邏輯陷阱

對於美國限制先進晶片出口中國的政策，李力游的觀點很直接：這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他的論證邏輯是這樣的。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消費市場，這一點不管誰當美國總統都不會改變。如果你把高品質的晶片賣給中國，中國企業覺得好用，就會繼續買，這既為美國公司創造營收，也讓中國缺乏自行研發替代品的動力。但如果你切斷供應，你逼著中國人自己做。他們做出來的東西一開始可能不如你，但遲早會追上來。到時候你既失去了全球最大的客戶，又多了一個全方位的競爭對手。

這個觀點在臺灣可能引起爭議。畢竟臺灣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戰略地位，某種程度上正是建立在這場大國對峙之上。但從一個在兩邊都做過生意的業者角度來看，他的邏輯並非沒有道理。

李力游也坦承，他說的是實話，不是外交辭令。他認為目前中國在半導體技術上，特別是在 AI 領域，仍然落後美國。中國擅長的是垂直市場和工業應用，用的多半是成熟製程的晶片。在超大規模資料中心所需的高階 AI 晶片方面，中國的產品和輝達、超微相比，效能差距仍然顯著。

但他也指出中國的一個結構性優勢：電力。中國的發電量是美國的 2.5 倍。AI 資料中心最大的瓶頸之一就是電力供應，美國已經有越來越多資料中心因為找不到足夠的電力而延遲興建。中國在這方面沒有這個問題，可以用更多的電力來彌補晶片效能的不足。這是一個常被忽略的變數。

IBM 和微軟關了實驗室之後

脫鉤不只影響貿易，更深遠的衝擊是人才和知識的交流。

李力游提到，IBM、微軟等美國科技巨頭已經陸續關閉或縮減在中國的研發中心。表面上看，這是配合美國政府的政策方向。但他認為，這種做法違背了一個基本的戰略邏輯：如果你和對方保持緊密的工作關係，你對他的技術能力、發展方向、人才水準都有第一手的掌握。你可以用商業合作來影響對方的行為模式，讓他們在你的規則體系裡運作。一旦你完全切斷連結，對方變成一個你看不見也摸不著的黑盒子。

他引用了柯林頓時期的對中政策思維：透過交往來影響（engagement to influence）。不管你是否同意這個立場，他的觀察有一個值得正視的面向。當兩個經濟體在某個產業高度互相依賴時，這種依賴本身就是一種約束力。解除依賴的同時，約束力也跟著消失。

李力游用他自己的公司做了一個妥協的示範。為了繼續經營藍洋智能，他把中國區的日常營運交給當地團隊負責，自己退出中國市場的第一線，轉而專注歐洲和美國的業務。這是一種務實的切割，但也是一種無奈。一個擁有三十年中美半導體經驗的人，被迫把自己的能力範圍縮小，因為政治不允許他同時在兩邊發揮。

我的觀察

李力游在訪談中有一句話讓我停下來想了很久。主持人問他對目前中美關係的看法，他說：「我們（產業界）在我們能控制的層面做我們能做的事。至於政治上的噪音，我們控制不了。」

這話聽起來像是在和稀泥，但放在他的處境裡其實很沉重。他是一個被夾在中間的人，不是抽象意義上的「夾在中間」，而是有具體的營收損失、具體的投資人撤離、具體的客戶要求他放棄國籍。

站在臺灣的位置，我們很容易把中美晶片對抗簡化成「美國圍堵中國，臺灣是關鍵棋子」的敘事。這個大框架沒有錯，但它遮蔽了很多細節。比如說，當英特爾投資展訊的時候，臺灣的聯發科也是展訊的主要競爭對手。展訊在 TD-SCDMA 上的成功，某種程度上是從聯發科手上搶走了中國市場的份額。從臺灣產業的角度看，中美合作的黃金年代並不總是對臺灣有利的。

但反過來說，中美脫鉤對臺灣也不見得全是好消息。如果中國被迫在更多領域自行研發半導體技術，長期而言，臺灣供應鏈面對的就不只是一個客戶，還多了一個對手。這正是李力游那段「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論述的臺灣版本。

真正讓人不安的不是哪一方會贏，而是一個運作了三十年的全球半導體分工體系正在被拆解，而拆解的理由往往不是產業邏輯，是政治邏輯。李力游這樣的人，能力和經驗都還在，但能發揮的空間越來越小。這不只是他個人的損失，也是整個產業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