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的「AI 版 IPCC」來了：40 位科學家能為失控的 AI 踩煞車嗎？

本文整理自聯合國 2026 年 2 月 4 日記者會，並綜合官方文件與各方分析。

AI 以光速前進，沒有一個國家看得到全貌

2026 年 2 月 4 日，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歐．古特瑞斯（António Guterres）站上紐約總部的記者會講台，宣布了一件他顯然認為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他已經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一份 40 人名單，這些人將組成全新的「獨立國際人工智慧科學小組」（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anel on AI, IISPAI）。

這個名字很長，但它的野心更大。用古特瑞斯自己的話說，這將是「全球第一個完全獨立的科學機構，專門用來彌合 AI 知識落差，評估 AI 對經濟和社會的真實影響。」他用了一個很有畫面感的說法：AI 正在「以光速前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獨自看到全貌。

如果你覺得這聽起來很像氣候變遷領域的 IPCC（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那你抓到了重點。這個小組的設計，就是 AI 領域的 IPCC——一個由科學家主導、不受任何政府或企業控制的獨立機構，負責告訴全世界「AI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跟 IPCC 一樣，它也有一個刻意設計的侷限：只做科學評估，不開政策處方。

為什麼是「科學小組」而不是「監管機構」？

要理解這個小組的定位，必須先理解它背後的政治妥協。

這個構想最早來自 2023 年古特瑞斯召集的「AI 高階顧問機構」（High-Level Advisory Body on AI），那是 ChatGPT 引爆全球 AI 焦慮後的緊急回應。39 位顧問花了一年時間，在 2024 年 9 月交出一份名為《為人類治理 AI》（Governing AI for Humanity）的報告，其中一項核心建議就是：成立一個永久性的 AI 科學小組。

這個建議被寫入了 2024 年 9 月「未來高峰會」（Summit of the Future）通過的《全球數位契約》（Global Digital Compact），正式成為聯合國的承諾。但從承諾到落地，中間隔著一場艱難的外交談判。

談判由哥斯大黎加和西班牙共同主持，從 2025 年 2 月一路談到 8 月。核心爭議在於：這個小組到底該有多大的權力？發展中國家希望它能開出具體的政策建議，甚至帶有約束力；歐盟和其他已開發國家則堅持它應該保持「政策相關但不開處方」（policy-relevant but non-prescriptive）的定位——換句話說，你可以告訴我問題在哪裡，但不能告訴我該怎麼做。

最後通過的聯大決議（A/RES/79/325）採取了後者的立場。記者會上，古特瑞斯的特使 Amandeep Singh Gill（聯合國數位與新興科技特使）把這個角色說得很清楚：小組負責建立「共同理解」，政策制定則留給另一個平台——預計 2026 年 7 月在日內瓦舉行的首屆「全球 AI 治理對話」。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評價相當直白：這些機制「看起來基本上是無權的」（mostly powerless）。但這正是它能在 193 個會員國之間取得共識的原因。在一個連「AI 是什麼」都還吵不出標準定義的世界裡，先建立共同的科學基礎，或許已經是最務實的第一步。

40 人名單裡的權力密碼

名單本身就是一面鏡子，映照出 AI 治理的權力結構。

從 2,600 多位申請者中挑出的 40 人，來自 37 個國家，19 位女性、21 位男性。同一國籍或同一機構不得超過兩人——這是決議的硬性規定，目的是防止任何單一勢力主導話語權。遴選過程由聯合國數位與新興科技辦公室（ODET）、國際電信聯盟（ITU）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三個機構共同執行，最後由秘書長核定。

名單中最響亮的名字是約書亞．班吉歐（Yoshua Bengio），這位加拿大蒙特婁大學教授是 2018 年圖靈獎三位得主之一，被譽為「深度學習之父」。他同時也是 2026 年《國際 AI 安全報告》的主席，在 AI 安全領域的影響力無人能出其右。另一位引人注目的是菲律賓的瑪麗亞．瑞薩（Maria Ressa），她是 2021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Rappler 新聞網站執行長，長期關注 AI 驅動的假訊息與網路操控議題。一位圖靈獎得主加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足以為小組的專業權威背書。

但名單真正有趣的地方在於它的地緣布局。中國拿到了兩個席位：上海人工智慧研究院院長宋海濤，以及中國工程院院士、阿里雲創辦人王堅。俄羅斯也有一席：Sber 人機中心的 Andrei Neznamov，他同時是俄羅斯 AI 倫理委員會主席、俄羅斯國家 AI 策略的共同起草人。美國同樣有兩位科學家入選——明尼蘇達大學的 Vipin Kumar 和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的 Martha Palmer——儘管華府對整個多邊 AI 治理框架持明確反對態度。印度的代表是 IIT Madras 的 Balaraman Ravindran，他同時也是印度國內 AI 治理框架起草委員會的主席，身兼國際與國內兩條軌道。

從區域分布來看，歐洲拿到了最多席位（約 12 席），非洲有 7 席，亞洲 9 席，美洲 6 席，加上中東、大洋洲和加勒比海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小國並未被忽略——加勒比海島國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也有一位代表（華盛頓大學的 Alvitta Ottley）。

完整 40 人名單與個人簡歷，可參閱聯合國官方頁面。

40 位提名成員一覽

以下是按區域分組的完整名單（聯大預計 2 月 12 日正式任命）：

非洲（7 席）

亞太（11 席）

中國（2 席）

歐洲（12 席）

俄羅斯（1 席）

美洲（6 席）

加勒比海（1 席）

它真正能做什麼？結構設計的精巧與侷限

這個小組的運作方式透露了聯合國在 AI 治理上的策略思維：先建立事實基礎，再談政策。

成員任期三年，以個人身分任職——不代表任何政府、公司或機構。小組將自行選出兩位共同主席，一位來自已開發國家、一位來自開發中國家，這是決議的硬性要求。秘書處由古特瑞斯的特使 Amandeep Singh Gill 統籌協調，ODET、ITU 和 UNESCO 三個機構提供人力支援。成員不支薪，完全是志願服務。

小組的主要產出是每年一份科學評估報告，提交給「全球 AI 治理對話」。首份報告的截止時間就在 2026 年 7 月——距離名單公布只有五個月，而聯大正式任命預計要到 2 月 12 日。換句話說，40 位專家從上任到交出第一份報告，只有不到五個月的時間。在記者會上，有記者直接問成員要投入多少時間，Gill 坦承「很難預測」，但「肯定是大量的」。

除了年度報告，小組還可以就特定議題發布簡短的專題簡報——例如 AI 對勞動市場的衝擊、AI 在教育領域的應用等。它也可以成立工作小組，邀請外部專家參與研究和撰寫，而工作小組的組成不受核心 40 人的國籍與機構限制。

資金是最大的隱憂。決議中寫的是「在現有資源和授權範圍內」提供秘書處支援——翻譯成白話就是「沒有專款」。在記者會上，南非廣播公司的記者 Sherwin Bryce 直接挑明了這個矛盾：「你我都知道，組織沒有錢。我們談七月的 AI 對話，也談七月就要沒錢了。一個沒錢的體系要怎麼支持這個 AI 小組？」古特瑞斯的回答是：「我相信會找到資金的。這是全球利益所在。」但現實是，ODET 的運作高度依賴自願捐款，而美國正在削減聯合國經費。

這裡有一個諷刺的循環：小組的經費可能需要仰賴科技公司的捐贈，但它的存在價值恰恰在於獨立於科技公司。TechPolicy.Press 警告，資本密集型的贊助者「不能把財務影響力轉化為政治影響力」。但當你連營運經費都湊不齊的時候，這條紅線能守住嗎？

我的觀察：科學共識的價值被低估了

看到「不開政策處方」「基本上無權」這些描述，很容易就把這個小組當成一個聯合國式的花瓶。但我覺得這個判斷太草率了。

回想 IPCC 的歷史。1988 年成立時，氣候變遷的科學基礎還充滿爭議，懷疑論者和石油公司可以輕易地說「科學還沒有定論」。IPCC 花了二十多年時間，透過一份又一份的評估報告，逐步建立起「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遷」的科學共識。這個共識本身不是法律，不是條約，但它改變了整個政策辯論的基礎。你可以不同意減碳的方式，但你很難再否認問題的存在。

AI 領域現在面臨的情況，與 1980 年代末期的氣候科學驚人地相似。各國對 AI 的風險評估差異極大——歐盟認為需要嚴格監管（AI Act），美國認為監管會扼殺創新，中國強調主權優先，開發中國家擔心被排除在外。在這種分歧中，一個獨立的科學機構如果能回答一些基本問題——AI 對就業的實際衝擊是什麼？AI 武器化的現狀如何？不同國家的 AI 能力差距有多大？——那它提供的不是政策答案，而是政策對話的基礎。

古特瑞斯在回答半島電視台記者關於 AI 武器化的問題時說得很直接：最重要的是有一個「獨立的、可靠的、不為任何國家利益服務的科學機構」，能夠說清楚 AI 應用的「最新現況」到底是什麼。在一個假訊息氾濫、各方都在為自己的立場尋找有利數據的環境裡，一個被國際社會認可的「事實裁判」——即使它沒有強制力——本身就有價值。

當然，五個月內交出第一份報告、沒有專款、40 個人分散在全球 37 個國家、還要在地緣政治的夾縫中保持獨立——這些都是真實的挑戰。但至少，當下一次有人問「AI 到底對世界造成了什麼影響」的時候，我們或許終於能有一個不是來自矽谷、不是來自北京、也不是來自布魯塞爾的答案。

這個答案值不值得期待？七月見分曉。